从8月25日至9月5日，思南文学之家开展鲁迅文学周系列文学对谈活动，以 “传承、交流、创新” 为核心，推出多场高质量文学交流座谈会，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学盛宴。
9月5日当天下午，思南文学之家迎来了鲁迅文学周的最后一场对谈活动——“视觉的、感铭的、国际的活字：鲁迅与世界电影”。四位分享嘉宾包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宇平，活动由王宇平主持。
“视觉的、感铭的、国际的活字：鲁迅与世界电影”对谈活动现场
在对谈活动开场，自诩为来“跑龙套”的陈子善先生先介绍了鲁迅当年在北京观影的情况：“鲁迅在北京看电影很有意思。他看电影都是晚上看，先吃晚饭，吃完饭然后再看电影，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陈子善分享了鲁迅到沪第一个月和在沪最后一个月观影的两个样本，而观影是鲁迅介入都市生活的方式之一。1927年10月3日，鲁迅跟许广平搬到上海，先住共和旅馆，住了几天旅馆以后，搬到了虹口区景云里。“10月5日搬进去了，10月7日就去看电影了。这时鲁迅刚到上海，对上海还不是很熟悉，但还是兴致勃勃地看了四次电影，这是很厉害的，鲁迅对电影的热衷到了这个程度。”陈子善说。
鲁迅生命当中最后一个月看了几次电影呢？根据陈子善的调查，鲁迅去世前最后一个月，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仍然看了三部电影，在去世前9天还看了一部苏联电影《杜勃罗夫斯基》，看了之后有一个评价“甚佳”。
陈子善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仅是鲁迅，一些新文学家，甚至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写小说的，写评论的，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郁达夫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讨论电影，很多文化人都写过文章，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一个文化现象。这些人喜欢看电影，而且会经常把电影场景和人物写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个时候电影和文学的关系，确实很密切。”
王宇平解读了当天活动的主题“视觉的、感铭的、国际的活字”，这句话取自左翼电影理论家、评论家、活动家岩崎昶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一文，鲁迅翻译为《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后收入他的《二心集》。
“岩崎昶作为左翼理论家，对于电影的诞生非常激动，他觉得电影是一个新的印刷术，技术的变革要带来大的革命，当时他注意到电影已经为资产阶级所用，他认为电影作为最好的宣传手段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所以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鲁迅在岩崎昶的文字里面看到了新鲜的东西，因为岩崎昶说电影是新兴的，是视觉的、感铭的、国际的活字，是无上的通俗。‘感铭’一词是日文直接改过来的，意为视觉看到的冲击力很大，一下子就印到内心来了，就有点像中文的铭感五内。”王宇平对此解释说。
鲁迅翻译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带动了东亚左翼电影的流动。遗憾的是，岩崎昶1935年到上海之后，想通过内山书店找到鲁迅，但最终没有联系上，失去了与鲁迅见面的宝贵机会。
王宇平认为，鲁迅对于视觉的冲击是高敏感的。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绘“幻灯片事件”，他用了“电影”两个字来代替实际放映用的幻灯片，以表达当时的场景对自己内心的冲击巨大。鲁迅非常敏感地捕捉了当时电影带来的视觉冲击，也就是当爱情片来到中国，对于恋爱的仪式来说，恋爱、爱情、感情可以被观看被表演。在鲁迅唯一的恋爱小说《伤逝》里面，涓生和子君谈恋爱，涓生向子君示爱，他突然想起电影里面的方法，单膝下跪求爱，涓生每次想起那个可笑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就非常懊恼，但是子君非要他不停地回顾。
那么，鲁迅生前一共看了多少部电影？刘海波和毛尖都认为是171部。作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和电影学者，刘海波认为鲁迅一生看了171部左右的电影，在上海看了144场，其中美国片子最多，为111部，苏联电影10部，还有其他国家的电影若干部。
对于鲁迅观影当中美国片最多，刘海波分析认为：“关于鲁迅选电影这件事，他其实没得选。那个时候每年要有五百部左右的美国电影冲击中国电影市场，各大制片商在中国都有发行公司，中国自己年产几十部电影，到不了一百部。中国的电影院当时主要放映的就是美国片。”
刘海波注意到，鲁迅在上海看电影，有两个时间段基本是空白的。这两个时间段，鲁迅基本没有看电影是有原因的。第一个空白期就是1929到1930年，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做爸爸了，有了孩子周海婴之后，他不好意思让许广平在家里带孩子而他自己去看电影。而且那一年周海婴的身体不好，鲁迅带着周海婴去了诊所40多次；同时1930年3月左联成立之后，鲁迅一度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另外一个空白期是1932年，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第一次淞沪抗战，而在“一·二八”之前鲁迅还看过两次电影。一打仗鲁迅就离开了拉摩斯公寓，一会儿住到内山书店，一会儿跑到租界里面住，没有心情看电影，一直到1933年底重新走进电影院，已经是1933年的12月份了。
刘海波发现鲁迅在上海看电影主要集中在虹口的两个地区，一是四川北路和虬江路路口，这里有三家影院，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爱普庐影戏院，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电影院三角；另外一个电影院三角就是今天的海宁路和乍浦路路口，那里有三家影院，一个是今天的胜利电影院，当时叫国民大戏院（1931年更名为威利大戏院），虹口大戏院是上海第一家电影院，旁边还有一个融光大戏院，原址即现在的国际电影院（目前已停业），这是鲁迅经常看电影的地方。
在参加活动之前，毛尖比较细致地梳理了目前她能找到的鲁迅看过的电影资料及目录，她对此坦言：“我能感觉到鲁迅是一位顶级的电影爱好者。当年上海在放什么电影，他都兴致勃勃看了，而且会带着他的家人去看。”
毛尖认为，在民国文人中，观影记录特别详细、特别全面的不多，好像很少有其他作家像鲁迅这样详细的观影记录，尤其是1927到1936年之间，他在上海观了一百多部电影基本上都有记录，当然其中一部分可能有缺失（只有去观影的电影院名称）。
在互动环节，当有读者问到鲁迅对于电影在写作技法上的应用时，毛尖认为，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个场景放在电影剧本里面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就是我表现的一棵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用蒙太奇来理解的话，这个句子是挺正常的。包括鲁迅写《过客》“或一日”“或一处”“老翁——约七十岁”这就是典型的电影技术进入写作的方式。
“作为骨灰级的电影粉丝，鲁迅学习电影的一些技法或者电影技法进入他的写作很正常，鲁迅的散文诗包括《野草》可以看出非常电影化。那个年代写作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不受蒙太奇的影响，包括长镜头都进入了他们的写作之中。”毛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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