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澳门街头看起来依旧平静，赌场、码头和商铺照常营业。但在里斯本政局突变之后，这座城市的归属问题突然被推到了外交桌面上。葡萄牙新政府提出，愿意结束在澳门的管治，甚至表示可以撤走驻军。消息传到北京，中国方面却没有接受这份“归还”。
这件事乍看令人费解。对一个长期被外国管治的地方来说，归还不是好事吗？关键在于，外交文件里的每个词，都可能改变问题性质。葡萄牙所说的“非殖民化”，与中国坚持的“主权问题”，并不是同一回事。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延续数十年的“新国家”体制被推翻。新政府面对的麻烦很多，其中最棘手的便是海外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相继走向独立，葡萄牙急于摆脱殖民体系留下的沉重负担。
澳门却不能简单套用这一模式。
葡萄牙方面一度希望把澳门纳入“非殖民化”框架，意思是由殖民国家主动放弃统治，再通过相应程序处理其未来地位。中国对此十分警惕，因为澳门从来不是一个等待“独立”的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被外国长期占据和管治所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1972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致函联合国有关机构，明确说明香港、澳门属于中国领土，问题应由中国通过适当方式解决，不属于联合国殖民地清单所处理的范围。同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决定，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移除。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既然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葡萄牙就不能以“非殖民化”的名义处理澳门。否则，澳门的主权问题便可能被包装成殖民地独立问题，甚至引出外部力量介入。
当时中国方面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澳门要回归，但不能按照葡萄牙设定的方式回归。
据相关记载，1976年葡萄牙曾通过澳门方面人士传递交还意愿。中方的回应并不热烈，有人甚至以非常明确的口吻表示：“澳门的地位，不宜这样改变。”这不是拒绝中国收回澳门，而是拒绝在不合适的时间、以不合适的法律名义仓促处理。
更现实的因素，是香港与澳门不能被割裂看待。两地同属中国领土，都经历了近代列强强行进入、长期管治的过程。如果澳门先被纳入殖民地独立或国际托管式的讨论，香港问题也可能受到牵连。北京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次交涉，还必须考虑由此形成的先例。
葡萄牙新政府并不一定完全出于恶意。革命后的葡萄牙经济困难，军费和海外管治成本高昂，尽快处理殖民遗产，符合其国内利益。但国家利益不同，判断自然不同。葡萄牙想尽快卸下包袱，中国要守住主权表述和未来谈判空间，双方目标并不一致。
1979年2月，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在外交文件中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同时确认澳门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留待两国在适当时候协商解决。这个安排，实际上为后来谈判留下了合法而清晰的入口。
转折出现在香港问题取得进展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曾表示，香港问题解决后，澳门问题也应提上日程。此时的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已明显不同，处理中葡关系也有了更充足的主动权。
1986年，中葡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中方代表团没有把谈判变成情绪化的历史争论，而是围绕主权归属、过渡安排、居民权益和未来制度展开磋商。葡萄牙起初希望把移交时间尽量推迟，中方则坚持澳门必须在20世纪结束前回归。
谈判桌上，时间不是普通日程，而是政治立场。中方代表周南曾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殖民主义的尾巴拖进下一个世纪。经过多轮协商，葡萄牙最终接受了这一原则。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文件同时规定，澳门回归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原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
所以，1976年的“拒绝”，拒绝的不是澳门回归本身，而是拒绝把中国领土问题改造成殖民地处置问题，更拒绝让澳门的未来被第三方规则牵着走。23年后，澳门按照中葡双方共同确认的主权路径回归。1999年12月20日零时，葡萄牙结束在澳门的管治，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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