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举行有关冲绳归还问题的听证与讨论时，一位华裔女性徐逸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她自称盛毓珍，是清末实业家盛宣怀的孙女，并拿出一份所谓慈禧太后写给盛宣怀的手谕，声称钓鱼岛曾被赏给自己的家族。
这段故事传播很广，细节也被不断加工：有人说她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当众亮出手谕，有人说她凭一纸文书改变了钓鱼岛争议的走向。可是，若把时间、地点和历史文件放在一起核对，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传闻中那样简单。
当时真正引发争议的背景，是美国准备把冲绳的行政权交还日本。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但钓鱼岛并未被单独列出。此后，美国依据相关安排管理冲绳及其周边岛屿。
1971年，美日签署《冲绳返还协定》，决定将冲绳的行政权交给日本，协定于1972年生效。美国政府后来多次说明，交还的是行政管理权，并不等于美国替任何一方裁定钓鱼岛主权。这一点，与“美国开会决定把钓鱼岛送给日本”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
那场风波中，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确实出现过抗议活动。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华人学生、侨团纷纷发表声明，反对把钓鱼岛连同冲绳一并交给日本。徐逸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提出自己的主张。
她的说法很有冲击力。按照流传版本，她声称手谕来自祖父盛宣怀的遗物，内容大意是慈禧因盛宣怀“治病有功”，将钓鱼岛赏赐给盛家。面对质疑，她曾表示：“这不是日本的土地，也不是美国可以处置的地方。”
问题在于，这个故事的关键部分缺少可靠证据。盛宣怀确实是晚清重要官员和实业家，生于1844年，1916年去世，曾参与轮船招商局、电报、铁路、矿务等洋务事业。但正史、盛氏家谱以及现存档案中，并没有足够材料证明他因替慈禧治病而获得钓鱼岛。
更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怀并不是以民间医生身份闻名。将他描述成开设医馆、凭药方治好慈禧头痛的郎中，和现有历史记载并不相符。慈禧身边长期有太医和宫廷医疗档案，若真有如此重大的赏赐，也很难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张纸，而没有奏折、档案或相关官员记录相互印证。
这张手谕本身也存在明显疑点。清代宫廷文书有严格格式，不同文书使用的纸张、印玺、称谓和行文都有规矩。传闻中的手谕在职衔、印章和纸张颜色等方面，均被指出与清代正式文书习惯不合。有人当场追问：“你如何证明它是慈禧所写？”徐逸能够说明家族关系，却没有拿出足以完成鉴定的档案链条。
即便暂时不讨论真假，私人赏赐也不能改变国家领土属性。清代皇帝或太后可以赏赐土地、宅院和财物，但钓鱼岛属于海岛领土，涉及国家疆域、行政管辖和对外关系，不是某个官员能够像分发家产一样私下取得的“私产”。
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依据，主要来自中国长期的发现、命名、记载和管辖，以及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文件。1895年甲午战争末期，日本将钓鱼岛等岛屿纳入其所谓“无主地先占”范围；同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又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各岛屿。中国方面认为，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随台湾一并被割让。
1945年日本战败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归还其以武力夺取的中国领土。争议由此延续到战后安排。美国在战后对琉球实行行政管理，后来又把行政权交给日本，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取得或转让钓鱼岛的主权。
所以，徐逸的出现，更多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行动，而不是一场凭手谕改变领土归属的法律事件。她的家世是否属实、手谕是否出自慈禧之手，至今都缺乏完整、可信的证据。将这份文书当作钓鱼岛主权的决定性依据，显然站不住脚。
真正能够支撑中国立场的，不是传奇故事，也不是一张未经严格鉴定的旧纸，而是连续的历史文献、行政管辖记录和战后国际文件。至于那位美国老太太，她曾经试图用家族遗物发声，这件事可以作为历史插曲记下，却不能被包装成已经得到证实的“慈禧手谕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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