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地点在北京，黄维给中国农工民主党写去一封信，询问一桩困扰多年的旧案：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被捕，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行踪？
这封信的分量不轻。黄维曾长期在陈诚麾下任职，对陈诚的脾气、处事方式和用人习惯都很熟悉。有人撰文指认陈诚出卖邓演达，黄维看后很不服气，年过七旬仍花了半年多时间查资料、访当事人，试图把事情弄清楚。
邓演达与陈诚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919年，陈诚进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邓演达当时已在军界任职。两人年龄相差不大，却形成了师生和上下级关系。陈诚后来加入国民党，也与邓演达的介绍有关。
1923年，陈诚南下广东，跟随邓演达在建国粤军第一师任职。一次战斗中，陈诚胸部中弹，邓演达亲自带人把他救出，送往肇庆养伤。这份救命之恩，陈诚一直记在心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邓演达担任军校重要职务，并推荐陈诚到黄埔任教官。陈诚由此接近蒋介石，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人的政治道路开始分开。
邓演达坚持国民革命和联俄容共的立场，反对蒋介石排斥异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路线，随后流亡海外。1930年回国后，邓演达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后来农工党的前身。
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警惕。
邓演达在国民党内部有声望，又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更麻烦的是，传闻中陈诚麾下部分军官与“第三党”存在联系，甚至有人认为邓演达曾把陈诚的部队列入可能争取的对象。传言越传越广，陈诚因此被怀疑，并不奇怪。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为干部训练班授课。就在这次活动中，他被军警逮捕。此前曾有人劝他离开上海避险，他没有接受。
“老百姓等不得了，革命就是准备牺牲。”
这句话后来被广泛传述，也说明邓演达当时清楚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
邓演达被捕后，陈诚人在江西。消息传来，他立即向蒋介石求情。陈诚在信中称邓演达是自己的朋友，请求“为国惜才，从宽办理”。蒋介石批示“准从宽大办理”，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演达真正脱离了危险。
陈诚不放心，又写信给谭祥，希望通过蒋介石夫妇的关系继续说情。他在信中表示，邓演达既是好友，也是蒋介石熟悉的人，不能因为被捕就轻率处置。
有意思的是，陈诚一面替邓演达求情，一面又向蒋介石表忠心。他说，所谓“第三党”组织并不成熟，邓演达被捕后，其余人员也不应受到牵连。这样的态度既有自保成分，也保留了对旧友的维护。
1931年9月，报纸传出要严惩邓演达的消息，陈诚再次感到不安。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处决，年仅36岁。陈诚直到12月中旬才得到确切消息，随后写信表示痛惜，并提出辞职赴京待罪。
蒋介石反问他，革命能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耽误公事。陈诚很快改变了态度，继续留在蒋介石身边。也正因为这一转折，后世有人认为，陈诚既熟悉邓演达的活动，又掌握军队和人事关系，很可能参与了告密。
但“关系密切”和“实际出卖”，并不是一回事。
黄维调查后收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正式复函。复函明确指出，出卖邓演达的人是陈敬斋，而不是陈诚。陈敬斋早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也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加入邓演达领导的组织。
陈敬斋工作散漫，经济上又常常入不敷出。邓演达撤掉他的职务，并准备把他调往福建。陈敬斋害怕前往，便产生了叛变念头。1931年7月，他向国民党上海方面写信，声称自己知道邓演达的行踪，并提出经济援助和政治庇护等条件。
这封告密信几经转手，后来由王柏龄负责办理。王柏龄与邓演达早有矛盾，对抓捕邓演达十分积极。8月17日的抓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陈敬斋没有得到原先许诺的大笔赏金，只拿到一万元，随后化名逃回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景德镇被捕。经审讯，他承认了出卖邓演达的事实，1951年被执行死刑。
黄维据此撰写《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既追悼邓演达，也为陈诚辩护。他的观点并不是说陈诚政治立场没有问题，而是认为在“谁出卖邓演达”这个具体问题上，现有证据不能把罪名扣在陈诚头上。
黄维曾说：“择生，吾友也；总司令，吾之上官。一情不可绝，一义不能忘。”这句话，恰好呈现出陈诚当年的两难处境：他最终选择了蒋介石，却没有证据证明他把邓演达的行踪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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