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仅仅八年之后，这一切就变成了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据《资治通鉴》记载，战后唐朝登记人口骤降至一千六百余万，缩水了将近三分之二。
《旧唐书》描述中原的景象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两座帝都先后沦陷，皇帝连夜出逃，贵妃被勒死在路边驿站。这个帝国从巅峰跌落，速度之快、破坏之烈，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更令人费解的是，安禄山本人在起兵仅一年多后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他的接班人史思明后来也死于同样的命运——被亲儿子弑杀。叛军两任首领先后死于内讧，这场叛乱为什么还能整整持续八年？唐朝又到底是怎样才把它平定下来的？
安史之乱不是突然爆发的，它的引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点燃了。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确实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任用姚崇、宋璟等名相，开创了"开元盛世"。但到了天宝年间，这位皇帝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沉迷于与杨贵妃的风花雪月，朝政交给了宰相李林甫和后来的杨国忠，自己几乎不再过问军国大事。
恰恰就在皇帝怠政的这些年里，帝国的军事制度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变化。
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将分离，将不专兵，中央对地方军队保持着有效的控制。但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十大边镇的节度使手握重兵，掌控一方军政大权。
安禄山就是在这个缝隙里钻出来的。他是一个混血胡人，精通六种民族语言，早年在幽州都督张守珪手下当差，靠着灵活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一路升迁。
但真正让他飞黄腾达的，是他在唐玄宗和杨贵妃面前的那套表演。安禄山体型肥胖，重达三百多斤，却能在宫廷里跳胡旋舞逗得玄宗和贵妃捧腹大笑。
他认杨贵妃为义母，见到贵妃先拜，见到皇帝后拜。玄宗问他为什么不先拜皇帝，他答道："胡人先母后父。"玄宗觉得他忠厚可爱，对他宠信有加。
到天宝十载（751年）前后，安禄山已经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边军近二十万，兵力占全国边军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些士兵常年与契丹、奚族等北方游牧民族交战，战斗力极强。而此时京城的禁军不过数万人，且久不操练，将士安逸，装备陈旧，战斗力远不及边军。整个帝国的武力天平，已经严重倾斜到了边境一端。
有大臣看出了危险。杨国忠多次向玄宗密报安禄山有反意，玄宗不信。他甚至派人去范阳召安禄山入朝，安禄山果然来了，哭着喊着表忠心，玄宗更加深信不疑。这套戏码反复上演了好几次，每一次都以安禄山的"忠诚"和玄宗的"放心"收场。
但安禄山一直在暗中准备。他在范阳大量储备军需物资，训练精锐骑兵，并且有意识地把麾下将校替换成对自己绝对忠诚的胡人和蕃将。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天，一切准备就绪。
十一月初九日，安禄山以"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大军从范阳起兵南下。铁骑所过之处，河北各州望风而降。他仅用了三十五天就攻入了东都洛阳。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一个以忠厚面目示人长达十余年的宠臣，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撕碎了大唐盛世的假象。
叛军攻占洛阳之后，长安与叛军之间只剩下一道屏障——潼关。
当时的局势其实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唐朝调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和名将高仙芝率军在潼关布防。两人深知边军与临时募集的市井新兵无法野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凭险固守，等待郭子仪、李光弼在叛军后方河北地区的反攻取得成效后，再前后夹击。
这个判断是对的，此时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在河北连续击败叛军大将史思明，安禄山一度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甚至考虑过放弃洛阳退回范阳。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玄宗亲手葬送了唯一的翻盘机会。他听信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谗言，以"失律丧师"的罪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就地斩杀。两位能征善战的大将，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随后玄宗起用病废在家的老将哥舒翰镇守潼关。哥舒翰同样主张坚守不出，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从前线上表建议：固守潼关，由朔方军北取范阳，端掉叛军老巢，叛军自会崩溃。
然而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手握重兵后会对自己不利，反复撺掇玄宗催逼出战。玄宗听信了杨国忠，连续派使者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哥舒翰接到出战命令时，据记载"抚膺恸哭"——他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哥舒翰被迫率二十万大军出潼关，在灵宝遭遇叛军伏击，唐军全军覆没。潼关一破，长安门户洞开。
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一班皇族亲信，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当年那个万邦来朝的帝都，在皇帝离去后迅速陷入混乱。百姓哭嚎奔走，官员四散逃命。叛军随后进入长安，大肆劫掠，焚烧宫室。
而出逃的车队也没有走远。走到马嵬坡时，随行将士因为饥饿和愤怒，杀死了他们认为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死杨贵妃。高力士苦劝之下，玄宗下令将贵妃缢死于驿站之中。一代绝色红颜，就这样成了帝国崩塌的祭品。
从这一刻起，唐朝的权力结构彻底分裂了。玄宗继续南逃入蜀，而太子李亨则北上灵武，在朔方军的拥戴下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父子两人分处两地，各自为政。一个帝国同时出现两个皇帝，这本身就是"乱"的最直观体现。
而真正的人间惨剧，发生在那些无处可逃的普通百姓身上。叛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几乎成了常态。安禄山攻占洛阳时，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拒不投降，被俘后当众斩杀。长安沦陷后，叛军在城中大肆搜掠财物和妇女，王公贵族的府邸被洗劫一空，百姓家破人亡。
洛阳在此后的战争中更是多次易手、多次遭到洗劫，每一次都是一场浩劫。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中原地区在战后的景象是"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从郑州到徐州、从河南到河北，千里之间人烟断绝，遍地荆棘，豺狼出没。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个"捉"字，写尽了战争对普通人家的摧残。
如果单看军事力量对比，唐朝平定叛乱本不需要花费八年之久。但这场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唐朝中央自己的问题，几乎和叛军一样严重。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全面主持平叛。郭子仪和李光弼堪称这场战争中唐朝一方最出色的将领。
郭子仪沉稳大气，善于统合各方力量；李光弼精于用兵，以不到一万人的老弱残兵守住了太原，击退了史思明十万大军的围攻。两人配合得当，在河北战场上打出了多次漂亮的胜仗。
然而肃宗对武将的猜忌，贯穿了整个平叛过程。至德二载（757年），叛军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父篡位。安禄山起兵时已经双目近乎失明，加上长期患病，脾气暴躁到连身边的亲信都无法忍受。
安庆绪在宦官李猪儿和谋臣严庄的策划下，趁夜将安禄山杀死在床上。这一变故让叛军内部人心涣散。同年，唐军在借助回纥骑兵的帮助下，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京。
但收复两京的代价是沉重的。唐朝与回纥签订的盟约中有一条令人心寒的条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也就是说，城池收回来归大唐所有，但城中的财物和女人，全部交给回纥人劫掠。回纥军队进入洛阳后，烧杀抢掠三日方止。唐朝为了平叛，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百姓为代价来换取盟友的支持。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九镇节度使统兵六十万围攻安庆绪据守的邺城。这本是一举平定叛乱的绝佳机会，但肃宗出于对武将权力过大的忌惮，故意不设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使"来制衡诸将。
结果各路大军号令不一、互不协调，打了半年没能攻下邺城。次年春天，史思明率援军赶到，唐军反遭大败。唐肃宗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了功勋卓著的郭子仪，将他召回长安解除兵权。
邺城之败是安史之乱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不久，史思明杀掉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叛军声势一度回升。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叛军阵营重复了同样的悲剧，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杀了自己的父亲。两任叛军首领，都死于亲儿子的刀下。这场叛乱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噬的怪圈。
史朝义继位后，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继位，启用仆固怀恩为统帅，再次借回纥兵力南下进攻洛阳。唐军在洛阳城外昭觉寺大败叛军，斩首六万余级。仆固怀恩随后率军追击史朝义，一路高歌猛进。
到了763年春天，叛军彻底分崩离析。史朝义手下的四大将领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相继投降唐朝。史朝义率五千残骑逃往范阳，却发现老巢也已被李怀仙献出。走投无路之下，史朝义在林中自缢身亡。
至此，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画上了句号。但这个句号画得极不干净。唐朝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对投降的叛将几乎照单全收：田承嗣任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任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任成德节度使，薛嵩任昭义节度使。
这些人摇身一变从叛将变成了朝廷命官，各自拥兵据地，形成了后来困扰唐朝一百多年的"河朔三镇"藩镇割据格局。换句话说，叛乱虽然平了，但叛乱的根——地方军阀割据——非但没有被铲除，反而被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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