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良迟、齐良末、齐良已和父亲齐白石合影·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良迟说我和我的弟弟良已，小的时候很淘气。为了得个家里清静，父亲把我们俩送到香山慈幼院去读书。这是熊希龄先生创办的一所慈善学校，主要招收孤贫儿童。学校免费包生活、包教育的贫苦孤儿，在这里称为正生;除正生以外，还收少量慕名而来的富室子弟附学，称附生，附生学习与生活均为自费，我和弟弟就是作为附生入院的。初来时感到最好玩的要算是爬山:这儿的体育课和城里的不一样，不经常做操，而是利用所处山地，带着学生爬山。香山环境幽静，空气新鲜，每天早饭后，大家排成一队，由老师带着到山上去转，转到估计差不多了，就带着学生回来，休息一会儿就上课了。学生们每年还要做一次体格检查，有规律的生活，使我那时的身体很好。记得每年清明节扫墓的时候，全校的学生就唱歌颂熊希龄夫人的歌:“大哉慈母朱夫人，天下是奇才，苦男儿苦女孩，失却贤有谁爱，想我贤母不回来......”，以表示对办学夫人的感念。学校一个学期才准回一次家，所以，上小学的那几年，我和父亲的接触就很少了。等到我上了中学以后，才又和父亲、母亲住在了一起。
△ 齐良已、齐白石、齐良迟合影·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年复一年，我们都长成了二十多岁的年青人，这时，父亲年事已高，我们不再象小孩子时那么贪玩、调皮。除了服侍父亲以外，我们都喜欢和父亲在一起聊天，这给父亲带来了很大愉快，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益。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天气特别的闷热，父亲到院子里的藤椅子上躺着歇凉。我在父亲的藤椅两侧，点上一尺多高的除虫菊黄色蚊香，然后坐到父亲旁边，用蒲扇给父亲扇凉。父亲那天兴致极好，给我讲了他作画生涯中的一些往事。父亲说:“穷苦日子里，朋辈对我帮助最大、对我友情最深挚的莫过于陈师曾。他是第一个劝我改造画风，帮助我宣传绘画的人。”
那是父亲初到北京时的事情。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差，连个固定住处也没有。父亲的卖画生意不好，喜欢他的画的人还不多，同样大小的一张画，卖价比别人便宜仍少人问津，这使父亲很伤脑筋。
有一天，忽然有个叫陈师曾的人，来法源寺找我父亲，他说他在琉璃厂看到了父亲挂的卖画刻印的润格及刻的印章，很是喜欢。陈师曾当时在北京画坛上已很有名气。他和父亲谈起来，很是投机，终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们经常相互切磋，交流作画心得。父亲早年从胡沁园习工笔花鸟虫鱼之属，后来总觉得工笔画有不能流畅笔机的感觉。有一天，陈师曾见到父亲画的梅花，这梅花是学杨补之的画法，陈师曾指着梅花说:“这样工笔劳人的画，画来无益。”劝我父亲改变画风。陈师曾是一个画写意画很有成就的人，父亲信了他的话。改变画风以后，父亲也确实喜欢自己这个时期的作品，自觉有八大山人的笔意。陈师曾见了也连连说好，称赞父亲的路子走对了。这样画了一段时间，陈师曾对父亲说，你虽然笔下很有功夫，但是你的画显得太冷逸了。劝父亲再改。父亲又信了他，于是又一变，这一变，创出了一条用墨叶子配带颜色的花的路子来。没想到，这样一变，很为人们喜爱。父亲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对陈师曾说:“在画画的路子上，你对我的帮助确实很大，真是难得的。”陈师曾笑着连连对父亲说:“还是白石先生笔下的功夫深哩!”
不久，陈师曾约父亲和他一起参加中日联合画展。父亲一听，又高兴又担心，马上把一些画拿给陈师曾，请他带到日本去。陈师曾走后，父亲总担心自己的画别人如何看法，后来的结果却使父亲喜出望外，这些画统统在日本卖掉了，卖的价钱是当时万万想不到的高，父亲非常高兴，还特意为此事作了一首诗，记下了这件事: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以后，陈师曾又在巴黎办了他和父亲的画展。日本人还拍了电影。白石老人的画在国外出了名，北京的一些字画商认为有利可图，先后来找父亲买画。在京的外国人和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来我家买画，这样父亲就出了名。陈师曾帮我父亲走出了一条成名之路，从改变画风到名扬海外，父亲对此怎能不刻骨铭心呢!到我快要上小学读书的前两三年，父亲就有闲齿(乡语:近似多余的力量之意)买下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院子(跨车胡同十三号)。这时，父亲的好朋友陈师曾已经去世三年了。父亲为失去一位良师、挚友，痛哭流涕，为年少于他十三岁的陈师曾写。下了肺腑之言:
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
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
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我言君自知，九原勿相昧。
大约是我和弟弟在香山慈幼院小学读书的时候，父亲的学生渐渐地多起来。这中间，父亲又结识了释瑞光和尚。他和大涤子的作画态度很一致，对父亲的独创精神是很钦佩和支持的。他是在陈师曾以后，第二个对父亲在艺术上有帮助的人。可惜他只活了五十几岁。父亲又好伤心了一场，他说，为什么对我这样有帮助的人，偏偏不永年呢?当时已经很有名的山水画家胡佩衡，也称父亲为老师。著名的戏剧家梅兰芳先生，也随父亲学画工笔草虫。还有杨泊庐、邱石冥等很多人向他学画。这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父亲是不讲究排场的，过惯了俭约的日子,吃，只要饱得肚子，穿，只要暖得身子就要得了。一天，一个有声望的人请父亲吃饭，父亲是穿起布袍子去的。在座的客人见来了一个布衣老翁，就没有在意。当梅兰芳来的时候，第一个先和父亲打招呼，于是在场的人马上站了起来，对父亲另眼相看了。
父亲六十五岁那一年，在西京畿道(北京西城区一胡同名)路的西边，有一所玻璃顶房子的洋学堂，名字叫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林风眠。一天，林校长到我家来，请父亲到他的洋学堂去当国画教习。父亲听了对他说:“林校长，我从小是苦人家的一个砍柴放牛的娃子，种田的农民，雕花的木匠，只读了一些《四言杂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一类的书，让我到大学去教中国画，我是不敢答应的。”过一些日子，林校长又来请父亲，这次，林校长讲了许多使父亲放心的话，称赞父亲的诗和画如何如何的好，当时，正好父亲的几个朋友也在，都跟着劝我的父亲去。父亲看到林校长这样恳切的心意，听了朋友们的敦促，觉得再不好推辞，就应允下来。
西京畿道离我们家不远，只有里把多路。那时，跨车胡同南口、对面死胡同的口子里，每天总有三四辆洋车(即旧时的双轮人力车)并排停在那里招揽生意。父亲每次到林校长的大学去上课，都是我的母亲陪他去，搀扶他上、下车，路上不要刻把时间就可以到学堂了。下课时，车夫早在校门外等着，两趟洋车来去，一共几十个铜板就可以了。事情也确实象林校长说的那样，许多教师和学生待父亲都很好。上课时林校长看我父亲年纪大了，还给他预备了一把藤椅。一切非常顺利。下课以后，林校长还亲自送父亲到校门口。过了几天，林校长又到我家来，握着父亲的手，祝贺他的课教得好。父亲很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林校长也高兴地笑了。父亲当时画了一张画送给他，还向馆子里喊了几个菜，请他在家吃了便饭。
第二年，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院，院长是严智开，父亲仍在这里任教，并由教习改称教授了。种种往事，有的是父亲自己跟我说的，有些是我小时候断断续续知道一点，经过父亲一讲又加深记忆的。有一次，父亲谈起他过去的一些朋友时，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来，便问父亲:“艺术学院是不是有一个叫严智开的?”父亲惊奇地问我:“你怎么晓得严智开?”我说:“为了严智开的事，您当时还很生气地说了我一顿呢!"父亲紧紧地追问道:“是为了什么事情罗?"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一天，您给我一个信封，我记得很清楚，信封中间印着粗粗的红框框。您先用毛笔把红框涂黑，然后在信封里装了很多票子(即纸币)，用浆糊封上口，在黑框框正中写了‘奠仪’两个大字，左下角写上您自己的名字。您让我送到严智开家里去，为严智开院长治丧用。我拿着信封出了家门，向北走，到了严院长的治丧处，把写着奠仪的信封交给了帐房。帐房给了我一些零钱(丧主给送份子的仆人坐车用的)。回到家里，我把这些钱交给了您。当时您生气地说:‘你也是齐白石的崽，怎么要得这些钱，你丢我的脸”!”
父亲听到这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这些事你还记得!”我对父亲说:“爸爸，只怪我小时候不懂事，惹您生气了。”严智开任院长时，他和中国画主任都对父亲很友好，严智开去世后，接任的院长赵畸仍继续聘我父亲任教授(见《一九三七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院毕业纪念册》。由于几任校长都很尊重父亲，所以，父亲在任教期间一直是比较顺利的。但后来，父亲觉得自己年岁也大了，身体不行了，这才辞去了教职。为这件事，他特意画了一幅《息肩图》，还题了一首诗。
最后，徐悲鸿当了艺术学院的院长，那时学校搬到了东总布胡同。徐院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父亲很器重他。在父亲六十九岁的时候，徐院长亲自登门好几次，为父亲画了一幅油画像。那是一幅坐在椅子上的半身像(“文化大革命”时抄走，至今未归还),画得很好，象得很。他还帮父亲选印了一本《白石画集》，这本画集和以前父亲的门人胡佩衡，还有后来的门人王雪涛、张万里为父亲印的《白石画集》都不同。因为徐悲鸿特别欣赏父亲敢于创新的画风，所以他选印的画集，所收的作品以山水画居多，后来，徐院长又坚持要聘父亲再去任教。父亲说，自己已经是这个年纪了，应该息息肩了，但徐院长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来请。父亲看到徐院长这样诚心诚意，也就顾不得这大年纪又去了学堂。好在教大学，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教完课，徐院长还亲自送父亲回家。父亲对他说:“徐院长，你太客气了!”徐院长笑着连连拱手说:“哪里，哪里，我应该谢谢白石先生啊!”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徐悲鸿成了忘年之交。
父亲跟我谈的一些往事，还有那时候的情景，我一直历历在目。可惜的是父亲画的那幅《息肩图》，现在也不知落在何处，那上面的一首诗我几乎忘掉了。后来在一个朋友家提起，倒是许林村老人还记得，唉，这个朋友比我做儿子的还好，他一背诵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那些模糊的记忆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辨了。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眼看朋侪争别去，
那曾携走一文钱。
先生年老劳何苦，
挑尽铜山应息肩。
这幅画，画着一个老头，一只手伸着，象是刚卸下担子的模样。这大概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我那个朋友记忆中的这首诗，和我记忆中的某些词句稍有不同。这也可能是我父亲画息肩图后，前后对诗文有所删改。
徐悲鸿去逝以后，我们怕父亲伤心难过，就瞒了下来，因为那时老人已九十多岁了，又和悲鸿是好朋友，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怕他伤了身体。后来有一次，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来看我父亲，她臂上戴着青纱。在院子里，我们先跟她讲:“悲鸿故去的消息，我们没敢告诉白石老人，怕他伤心难过，所以，你进去见到老人，也不要告诉他”。她说:“那好，好。”廖静文也是很机敏的，一眼看到自己左臂上的青纱，马上就把它摘了下来，揣在身上。这样，她见了老人，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一直到父亲去世，白石老人还以为悲鸿仍然健在。（未完待续，选自：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画院·齐白石研究专辑、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齐白石传人书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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