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初，央视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灰色产业链：“不去实习就不发毕业证”“介绍一个实习生，学校拿500块人头费”。当大巴车把一批又一批职校生拉进电子厂、服装厂、物流仓库，当学会计的被送去打螺丝、学艺术的被安排去水上乐园穿暴露服装表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工人没有尊严。
尊严的崩塌，从“被卖”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这不是比喻，是事实。一个最粗暴的运作模式叫“赚时薪差价”——工厂给中介25元/小时，中介给学校20元，学校发给学生15元，10元差价被层层瓜分。以300名学生每月工作26天、每天10小时计算，学校仅靠差价就能净赚39万元；如果是几千人的大学校，月入可达上百万元。另一类抽成是“人头费”——中介付学校500元/人。为防“资产流失”，学校甚至派带队老师每天收取10元“看管费”。
一个学服装设计的高二女生刘丽，被学校安排进服装厂“踩缝纫机”。每天六七点起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忙时加班到晚上9点。前三个月每月几百元保底工资，后面两个月最多一两千元。食堂的饭，她形容“像猪食”。手指被缝纫机针扎穿时，她没能去医院，“还得继续工作”。
手指扎穿还得继续干——这不是“实习”，这是把人当耗材。
制度不是没有，但管不住利益。
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门修订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白纸黑字写着：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实习岗位必须与专业对口，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规定里写得清清楚楚：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于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必须及时足额直接发给学生。
但现实是，这些规定在利益链条面前形同虚设。
为什么管不住？一个根本性的漏洞在于：职校生去实习，通常不构成劳动关系。这意味着——不能申请劳动仲裁，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没有工时限制，受了工伤也不适用工伤保险赔偿规则。学生手里只有一张实习协议，而这张协议的乙方，是一个连“劳动者”身份都不被承认的人。
你拿什么维权？向教育部门举报？教育部门管得了学校，但管不了千里之外的工厂。向人社部门投诉？人社部门有劳动执法权，但对“教学考核”和“毕业资格”鞭长莫及。大量实习发生在异地，属地监管跨区域协同成本极高。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职校生的处境。
代价落在最脆弱的人身上。
刘丽还算幸运，至少活了下来。今年5月，安徽芜湖，17岁的山东职校生高同学在汽车部件厂实习期间自杀身亡。事发前一天，他因身体不适想请假，班长告诉他必须去正规医院开纸质证明。更早之前，湖北一名学生被安排到物流公司搬快递，连上三周夜班后心源性猝死。2021年，云南一名17岁护理专业学生被送进江西电子厂，每天工作12小时，三次请假被拒后因呼吸衰竭离世。
这些孩子大多未成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过重、有毒有害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劳动。可这些孩子不仅被安排了，还被当成了商品——以“实习”之名，行“贩卖”之实。
尊严，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但当一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商品明码标价、层层倒卖，当他的劳动价值被肆意压榨、辛苦付出被学校、中介、工厂三方瓜分——你让他怎么相信“劳动光荣”？你让他怎么建立对工人这个身份的认同和尊严？
有政协委员调研时发现，当前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中 “身份认同感不强、收入待遇偏低、发展通道不够畅通” 是三大突出问题。年轻人的履职笔记里，写满了“对职业尊严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恰恰说明他们现在没有。
职校生被“卖”进流水线，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工人这个群体在社会分工中的真实位置。当一个年轻人从接受职业教育的第一天起，就被当作劳动力商品而非技能人才来对待；当实习变成“人头生意”，学校变成“包工头”——那么工人没有尊严，就不是偶然，是必然。
出路在哪？
有律师建议，把监管职责从教育部门调整至人社部门，让劳动行政部门直接介入。所有实习岗位、人员名单向劳动行政部门强制报备。同时，强制规定实习报酬全额直发学生账户。最重要的是——明确实习生的劳动关系，让他们不再是劳动法的“法外之人”。
职校实习本应是技能传承的桥梁，不能让它成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一个社会对年轻人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未来。当我们把职校生当“商品”卖进流水线的时候，我们不仅毁掉了一个个年轻人的青春，也在亲手埋葬“工人有尊严”这个本该属于所有人的承诺。
学生不是商品，实习不是交易。这句话，不该只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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