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浙江绍兴，徐渭以才思敏捷著称。文人聚会时，最见功夫的往往不是长篇文章，而是席间几句对答。有人出对子，讲究字数相等、词性相当、平仄相协，若能在意思上再翻出一层，才算真正高明。
可有一副传为徐渭所作的对联，乍看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上下联竟然完全相同：
好读书不好读书，
好读书不好读书。
十四个字，前后没有一处变化。若按寻常对联的规矩，这几乎像是把上联原封不动抄了一遍。因此，它后来被人戏称为“最懒对联”。不过，越是细看，越能发现其中并非偷懒，而是把文字、声调和人生经验压缩在了一起。
这副对联的关键，不在字形，而在“好”字的读法与含义。少年时期，精力充沛，眼睛明亮，却未必懂得读书的价值；年长以后，阅历增加，终于明白读书的好处，视力、精力和记忆力却不如从前。
同样的七个字，放在人生不同阶段，意思便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是“喜欢读书，却不知道读书好”；年老时则是“知道读书好，却未必还有条件从容读书”。上联写的是年少时的疏忽，下联写的是年长后的无奈。
有意思的是，对联并没有直接说“少壮须勤学”，也没有铺陈劝诫之辞，只让两个“好”字反复出现。读者必须自己停下来，重新分辨其中的声调和语意。文字没有增加，理解却不断加深，这正是它难以被超越的地方。
中国古人谈读书，常把时间与年华联系在一起。颜真卿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陆游也曾告诫子弟“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这些话直截了当，劝人趁早用功；徐渭这副对子却绕了一步，用同字重叠制造反差，反而显得更加冷峻。
它不是单纯赞美读书，也不是泛泛而谈的格言。里面还有一种文人的自省：人生常在不经意间错过最适合做某件事的时机。少年有时间，却容易贪玩；年长有体会，却受到身体和事务牵累。遗憾并不响亮，却藏在每一个重复的字里。
对联之所以能形成独特魅力，与汉字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汉字以单音节为主，字形稳定，词性灵活，同一个字放在不同位置，能够改变语气，甚至转出新的意思。再加上平仄、对仗、节奏，一副短短的对子便有了多重层次。
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门神与桃符习俗。五代后蜀广政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964年，后蜀皇帝孟昶在桃符上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被普遍视为有明确记载的早期春联。后来，文人把骈文和格律诗中的对偶技巧带入日常生活，对联逐渐从节令装饰发展成独立的文学形式。
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之间以对对子取乐，已经成为常见的雅事。有人以眼前景物出题，有人借物讥人，也有人故意设置同音字、叠字和偏旁，让对方难以应答。对联看似短小，实则考验词汇、典故、声律以及临场反应。
徐渭本人经历复杂，既擅长诗文书画，也精通戏曲杂剧。他的文字常常不拘一格，喜欢在寻常语句中制造突兀的转折。把“好读书不好读书”归于他，虽属后世流传的说法，未必能找到完整可靠的创作现场，但这副对子与其奇崛、机锋毕露的文风确实相合。
据说有人初见此联，便笑道：“这也能算对联吗？”旁人答：“你只看见字一样，没看见意思已经变了。”又有人追问：“若上下联不分，如何判断高下？”答曰：“看懂年龄，便知道高下。”
这几句传闻未必是原始史料，却准确点出了它的趣味。普通对联靠上下联相互映照，它却取消了表面差异，把变化藏进读音、语境和人生阶段之中。上联与下联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两个景象，而是同一个人从少年走到暮年的转变。
明代以后，对联继续进入祠堂、书院、药铺和民居。药铺常借对子表明制药严谨，书院则以格言勉励学子，园林中的楹联又多写山水与胸襟。至清代，楹联创作更为成熟，出现了长联、寿联、挽联等不同类型。公元2006年，楹联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在众多讲究字面对仗的名联中，这副“上下联相同”的对子仍显得格外特别。它没有华丽典故，没有山河景物，甚至没有一个生僻字，却让读者在七个字里听见少年与老年的两种声音。字没有变，读法变了；句子没有变，人生已经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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