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搬到我们单元是五年前的事。六十一岁，丧偶，独子在国外，他一个人住那套八十平的两居室，收拾得倒干净，就是冷清。头两年他还能自己买菜做饭，后来膝盖不行了，上五楼得歇两回，他儿子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说爸你找个保姆吧。老王对着电话哼了一声，找就找。

春姐是去年秋天来的。五十岁，北边县里人，腰身浑圆，两条胳膊粗壮有力，能把老王连人带轮椅从客厅推进卧室。她第一天来就撸起袖子把厨房油烟机拆了洗，黑糊糊的油泥冲了半池子，老王站在厨房门口看，说这油烟机跟了我八年，头一回见它露白铁皮。

开始那两个月，春姐六点半来，晚上八点走。给老王做三顿饭，收拾屋子，陪他去社区医院换膝盖敷的药。老王话少，春姐话也不多，两个人一个坐在沙发上看新闻，一个在阳台上晾衣服，各干各的，像是两条平行线。变化是从十一月份开始的。那天老王从医院回来，进门时春姐正往桌上摆菜，老王忽然说，把橱柜里那瓶酒打开，今儿高兴。春姐愣了一下，从柜子里翻出那瓶积了灰的牛栏山，用抹布擦了瓶口，给老王倒了二两。老王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咂咂嘴说你也倒一杯。春姐摇头说我不喝白酒。老王没说什么，第二天傍晚出门买了瓶红葡萄酒回来，放在灶台角上，说这个度数低，你尝尝。

从此每天晚上七点半，老王和春姐就坐在饭桌对面，各倒一杯。老王喝白的，春姐喝红的，碰杯的时候老王手腕总是抖，酒洒出来一点，春姐就拿抹布把桌面擦干净。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两个人也不怎么看，就着窗户外头路灯的光，慢慢地喝。偶尔说几句话，说的都是鸡毛蒜皮——楼下那只橘猫今天又来扒垃圾桶了，超市芹菜涨价了，社区明天组织老年人体检。

我看在眼里，起初觉得新鲜，后来觉得纳闷，再后来就变成了某种说不清的旁观。我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能看见老王家的窗户，冬天黑得早，他们家那扇窗总是暖黄暖黄的，两个人的影子映在窗帘上，一个瘦，一个胖，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有时候那影子慢慢靠近，又慢慢分开，像两艘各自行船的人，在夜河里不期然碰了一下舷，又各自荡开。

有一回我在楼道里碰见春姐提着一袋子菜上楼，喘着气，额头上沁着薄汗。我说春姐你一天到晚累不累。她笑了一下，说累什么，老王这人好伺候，就是膝盖疼的时候脾气差点，其他都好。她顿了顿，又说，他一个人这么多年，怪冷清的。我儿子跟他儿子差不多大，都在外头，我看着他就想，要是我家那口子也一个人在家，不知道什么滋味。

我问她那晚喝酒的事。春姐低头把菜袋子换了个手，塑料袋哗啦响了一声。她说头一回是老王硬让喝的，喝了一杯脸就红了，老王坐在对面看她笑，说你这酒量不行，以后多练练。她说后来就习惯了，每天到这个点儿，不喝一杯还觉得少点什么。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但眼角有点红，我不确定是风吹的还是别的。

年初的时候老王家出了件事。有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楼下突然响起救护车的笛声。我披了衣服出来看，老王被抬上担架，脸上戴着氧气面罩，春姐穿着睡衣跟在后面跑，脚上趿拉着拖鞋，一只鞋在楼道口跑掉了也没顾上捡。后来才知道是老王心脏不舒服，春姐听见他喊了一声，冲进去发现他捂着胸口喘不上气，打了急救电话又给他含了速效救心丸，一路跟到医院守了一整夜。老王的儿子第二天从国外飞回来，在ICU门口看见春姐靠在墙上，头发散着，嘴唇发白，脚上还穿着医院发的蓝色塑料拖鞋，愣了一下，走过去喊了一声春姨。

老王出院那天我正好碰见。春姐扶着老王从出租车里下来，老王瘦了一圈，下巴尖了，但精神头还在。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被春姐攥着，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单元门走。走到门口时老王忽然停下来，伸手把春姐领口那颗系歪了的扣子重新扣好，动作很慢，手指不太灵活，扣了好几下才扣上。春姐就站在那里不动，低着头，路灯从侧面照过来，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那天晚上我又看见那扇暖黄的窗，窗帘上映着两个影子。还是隔着一张桌子，还是各自端着一杯酒。只是那影子比从前近了一些，老王的影子微微侧着，春姐的影子微微偏过去，两个人在半明半暗的灯光里碰了一下杯，然后各自抿了一口。窗台上老王那盆快枯死的君子兰不知什么时候被换掉了，现在搁着一盆矮胖的绿萝，叶子油亮亮的，垂下来一小截，在夜风里轻轻地晃。

老王六十六了。春姐五十。他们每天晚上喝两杯，喝得不多，就是那么抿着。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隔着窗户看见老王家那扇窗还亮着，灯已经从客厅移到了卧室，变成一小团柔和的光晕。我想象着春姐把老王安顿好，替他掖好被角，然后轻手轻脚地带上门，回到隔壁她自己那间小屋。灯灭了，整个单元都静下来，只有冬天的风在外面呜呜地吹。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给春姐包了个大红包，春姐推着不要，说我不是为了钱。老王的儿子站在门口，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说不出话来，站了半天，最后把红包塞进春姐围裙兜里，说春姨您拿着，就当是我替我爹给的。春姐眼圈一红，没再推。

老王站在客厅里，远远地看着门口这一幕，忽然转过身假装去看墙上的挂历。挂历还是去年的，早该换了，但他一直没换，就在那页"恭贺新禧"的大红纸上，用圆珠笔在正月初一那格打了个钩。春姐走过去，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新挂历，踮起脚往墙上的钉子上挂。老王在她身后，伸手托了一下挂历的底边，怕她挂歪了。两个人在那面白墙前面站了很久，新挂历哗啦啦地翻着页，翻过春天，翻过夏天，一直翻到冬天，最后停在一幅画上——画的是一扇亮着灯的窗，窗台上有一盆垂下来的绿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