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9日下午，颐年堂内，毛泽东与即将调离身边的秘书高智面对面坐着。谈话并不喧闹，桌上的烟雾慢慢散开，真正难开口的，却是两个人都明白的离别。
高智为毛泽东工作已有十年。十年不算短，足以让一个青年从生疏走向成熟，也足以让上下级之间形成近似亲人的信任。可这一次，提出离开的，正是高智自己。
高智出生在陕北。少年时期，他在乡间参加秋收，听乡亲们唱《东方红》。那时的他还不懂政治术语，只知道许多人提起毛泽东时，语气里有感激，也有敬重。
他曾问老师：“主席住在哪里？怎样才能见到他？”
老师没有笑话这个问题，只告诉他，想见到真正做大事的人，自己也得有本事。这个回答，高智记了很多年。
1944年，高智考入绥德师范学校。那是村里少有的读书机会，乡亲们凑钱帮他交学费。肩上的期待很重，他在学校里格外用功，很快参加学生工作，并积极接触革命思想。
当时，学校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一次夜里，老师带他走进地下室，在煤油灯光下完成入党宣誓。党旗不大，屋子也不亮，但对高智而言，那是人生方向真正确定的时刻。
1945年，延安方面到绥德师范选用干部。高智主动争取，经过推荐后前往延安。绥德到延安，他走了四天半。抵达后，他才发现，心中日夜想见的主席，并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有一次，他在杨家岭窑洞外工作，远远看见毛泽东沿着道路散步。主席一边走，一边和身旁的孩子交谈，神情自然。高智没有贸然上前，只站在原地目送。
那次相遇很平常，却让他明白，伟人也生活在具体的日常里。真正的接近，不能靠一时激动，而要靠长期工作。
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高智在机要系统工作，跟随队伍辗转行军。夜间遇到大雨、迷路等情况时，他见过毛泽东在复杂环境中研究地图、询问当地群众，处理问题十分沉着。
这些细节，比书本上的描述更有分量。高智后来回忆，自己正是在这样的行军和工作中，逐渐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1952年春，高智调入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一次合影机会，让他与毛泽东有了更近的接触。不久，叶子龙通知他，组织决定调他到丰泽园，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高智既兴奋又紧张。他担心自己年轻，怕工作出现差错。叶子龙对他说：“既然是组织决定，就要把事情做好。”
报到那天，毛泽东正在休息。等到中午前后，高智才被带进房间。毛泽东没有立即谈工作，而是询问他的籍贯、家庭、婚姻和学习经历。几句家常话，让高智原本绷紧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对他说：“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
这句话很朴素，却成为高智十年秘书生涯的开始。
机要秘书的工作看似坐在办公室，实际要求极高。文件传递、电话通知、会议安排，任何环节都不能马虎。一次深夜，毛泽东要求通知几个省的负责人次日到北京开会，高智立刻联系相关部门，同时安排交通和接待。
四十多分钟后，他完成核对并前去汇报。毛泽东听完说：“这么快，那我现在可以休息了。”
高智最在意的，并不是得到表扬，而是主席终于能够睡觉。毛泽东长期工作到深夜，秘书稍有迟缓，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作息。
十年相处中，高智还注意到，毛泽东经常外出调查。他曾对不愿其频繁外出的工作人员说：“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会空虚，老在屋子里面看文件会死人的。”
这句话对高智影响很深。秘书如果只接触文件和电话，容易把基层变成纸面上的概念。于是，他逐渐产生了到基层工作的想法。
颐年堂那次谈话，毛泽东没有直接挽留，而是把选择交给他：“你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想到别的地方去？”
高智回答，自己舍不得离开，但也想下去锻炼。毛泽东沉默片刻，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同时要求他离开前交一份学习计划。得知高智的妻子即将生产，他又叮嘱不要着急，等家里安顿好再走。
谈话临近结束，高智起身告辞。毛泽东忽然叫住他：“临走前，满足我一个要求吧，我们照张相，好不好？”
高智没有想到，主席提出的要求竟是一张合影。他擦了擦眼泪，点头答应。服务人员取来相机，两人站在颐年堂留下了最后一张合照。
离开前，毛泽东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有空就写信回来。”
一个月后，高智办完交接，带着妻子离开北京。此后多年，他仍与毛泽东通信。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高智因故未能及时赶赴北京。9月13日，中南海机要部门来电询问情况，随后安排飞机接他进京。
站在悼念现场，他望着曾共同工作十年的老人，只说了一句：“主席，我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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