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城外一栋僻静小楼里，王曼霞参加了一场持续数小时的秘密会议；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尔晋正藏在夜色中，试图弄清这位新婚妻子究竟在做什么。
那时正值全面抗战，长沙虽未沦陷，却已是战事紧张之地。百姓入夜便闭户，军政机关戒备森严。王曼霞却常常白天出门，深夜归来，理由也不固定：有时说去打牌，有时说陪朋友郊游。
陈尔晋并非普通军官。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后来担任过教官，还教过蒋纬国。蒋介石因此注意到他，曾让他担任侍从室侍从兼总统府宪兵队队长。
可陈尔晋不愿长期留在权力中枢。抗战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到前线任职，先后在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等战事中指挥炮兵部队。这样一个擅长侦察和判断的军人，竟然连续几次跟丢自己的妻子，事情自然不简单。
王曼霞出门后，他悄悄跟随。她先在城内绕行，随后出了城，又穿过几条偏僻街道，最终进入一处小楼。陈尔晋在远处观察，陆续看到几个人进去。那不像私人约会，更像一次秘密接头。
凌晨时分，王曼霞独自返回。陈尔晋没有提前回家，而是等她进门后才出现。王曼霞问他去了哪里，他没有绕弯，直接说道：“我想问的是，你今晚去了哪里？”
沉默片刻，王曼霞明白隐瞒已经没有意义。她看着丈夫，平静地摊牌：“我是共产党员。你可以和我离婚，也可以把我交出去。”
这句话分量极重。陈尔晋身为国民党军官，妻子却是秘密党员，按当时的环境，告发几乎是最稳妥的选择。更何况王曼霞还怀着他的孩子，夫妻感情也并非虚假。
王曼霞出生于1913年安徽宿县，家境富裕。她本可以凭借父亲的产业过安稳生活，却在学生时代接触革命活动，后来加入共青团。1936年，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家庭背景和社交条件，被安排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38年，她奉命前往武汉接受任务，接头人正是周恩来。周恩来根据她的经历和能力，将她派往长沙，要求她打入国民党上层社交圈，搜集军事情报，同时争取接近陈尔晋。
王曼霞很快出现在各种宴会和舞会上。她并不以普通交际为目的，而是通过军政人员的亲属、朋友和熟人关系，捕捉部队调动、军火运输等信息。一次舞会上，她与陈尔晋相识。陈尔晋看中的不是她的家世，而是她谈吐有学识，对抗战和时局有自己的判断。
两人结婚后，王曼霞的身份更加便利。她可以以军官太太的名义出入不同场合，也能从官太太们的闲谈中获得消息。但便利与危险总是同时出现，丈夫就在身边，使她每一次外出都必须安排得十分周密。
陈尔晋得知真相后整夜未眠。他清楚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也知道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敌视，却没有立刻采取行动。王曼霞对他说：“你不妨先自己了解，不要只听别人怎么说。”随后，她又透露：“我的上线是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名字，对黄埔出身的陈尔晋并不陌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许多黄埔学生心中有很高威望。此后，陈尔晋开始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并逐渐把一些重要情况告诉王曼霞。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上曾考虑把夫妻二人调往延安，但周恩来认为，他们留在国民党内部更有价值。两人的身份特殊，能够接触军政机密，也能利用原有关系传递情报。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尔晋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做法看得更加清楚。
抗战胜利后，内战接踵而来。陈尔晋和王曼霞从上海等地筹集物资，变卖祖辈产业，得到七十根金条，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再通过关系运往解放区。华东野战军方面有人称陈尔晋为“华野的后勤部长”，这并不是正式职务，却说明了他在军需联络方面发挥的作用。
1949年春，渡江战役开始。陈尔晋时任国民党军上海方面的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掌握部分防务情况。他向组织报告守军部署，并提出争取和平解放上海的设想，希望减少城市战斗造成的伤亡。
这项计划尚未完成，陈尔晋夫妇便因叛徒出卖被捕，连同他们当时只有11个月大的孩子也被关押。特务机关试图以黄埔旧关系劝降，毛森曾表示：“黄埔生只囚不杀，只要悔改，什么都好说。”陈尔晋始终没有吐露组织秘密。
1949年5月19日，上海解放前夕，陈尔晋、王曼霞等人被押往闸北公园处决。8天后，5月27日，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向他们的子女颁发了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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