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曾志病重卧床，三个孩子赶到身边为她过生日。那天谈起三儿子春华，她没有只说亏欠，也没有回避孩子早年的伤痛，而是反复夸赞一句：“有志气。”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母子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的离散与磨难。
曾志的一生，几乎总在艰难处作出选择。她早年参加革命，先后经历亲人牺牲、家庭破碎和长期地下斗争。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是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后来牺牲于革命斗争中。此后，曾志与蔡协民走到一起。
这段婚姻也并不简单。蔡协民参加革命较早，家乡却曾传出他全家被害的消息。曾志听到的消息来自当时的报纸和革命环境中的传闻，误以为蔡家已经没有亲人。后来事实证明，蔡家人虽屡遭追捕，但仍有人在亲友和地下关系的帮助下活了下来。
复杂的处境，没有给这对夫妻留下安稳生活。曾志生下夏明震的遗腹子后，为了躲避搜捕，只能把孩子送走。后来，她与蔡协民有了孩子，依然无法将孩子留在身边。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庭离散，而是战争年代许多革命者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春华出生后不久，也被送到别人家抚养。曾志并非不想留下孩子，而是身处随时可能暴露的环境，身边还承担着联络、转移和筹措经费等任务。孩子送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留在身边，反而可能连累母子两人。
有一次，曾志借住在何老太太家中，把那里当作联络点。何老太太的独子何奋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捕，她靠每月几元钱的接济生活，自己吃得很差，探监时却总想办法给儿子带肉和鱼。
这份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刺痛了曾志。她向何老太太打听附近孩子的情况，没想到得知，春华和奶妈就住在这一带，平日还会从何家门前经过。几天后，曾志终于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孩子当时还很小，身体却瘦弱得异常，头上的小帽子，仍是当初送走他时戴的那一顶。曾志认出了帽子，也认出了孩子。她想上前抱住他，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现实处境摆在那里，只能看着孩子走远。
这一次相见，没有改变母子分离的结局，却让曾志始终无法放下。新中国成立后，她托人多方寻找。1950年，春华终于被找到，并被接回母亲身边。此时的孩子已经十七岁，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材和体质都远逊于同龄人。
更严重的伤害，来自童年疾病。春华幼年患病，身体长期溃烂，生活中还遭到嫌弃。后来，他曾在教会医院接受治疗，身体留下了不可逆转的损伤。一个本应正常成长的孩子，因为贫困、疾病和抚养条件的限制，背负了终身残疾。
刚回到曾志身边时，春华心里有怨，并不奇怪。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长期缺席的人；在曾志的记忆里，孩子却是她不得不放下的牵挂。两种感受都真实存在，谁也不能用一句“革命需要”轻易抹平。
曾志没有急着要求儿子理解自己，而是耐心讲述当年的处境。春华也逐渐知道，母亲并不是把他遗弃，而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让孩子活下去的办法。隔阂没有立刻消失，却在一次次相处中慢慢松动。
春华重新开始读书。因为早年吃过太多苦，他性格要强，学习十分刻苦，后来通过努力不断跳级，考入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工企业，从事炸药研制相关工作，逐步成长为一名工程师。
值得一提的是，春华后来从未拿自己的身世当作索取特殊照顾的理由。曾志曾为他办理残疾证，但他一直没有使用。对一个身体受过重创、人生起点又十分坎坷的人来说，这份选择既有倔强，也有自尊。
1995年，曾志病重，春华接到消息后赶到医院照料母亲。那段时间，母子相处得格外久。护理病人很辛苦，却也让他们补上了多年缺失的亲情。春华后来回忆，那是自己与母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三年后，曾志生日，三个孩子都来到身边。病中的她向孩子们表达歉意，也特别提到春华没有使用残疾证。她说：“你有志气，不愧是我的儿子。”春华听后落泪，母子相拥而泣。
1998年6月21日，曾志去世。她与春华之间，经历过送别、寻找、误解和重新靠近。那句评价并不是对孩子一生的简单赞美，而是一个母亲在生命末期，对三儿子坚忍性格和人生选择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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