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北京城内一纸弹劾，将严世蕃推入风口浪尖，年近八十的严嵩也随之失去首辅之位。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挥笔写青词、左右朝局的权臣，而是一个必须离开权力中心的老人。
严嵩后来被列入《明史·奸臣传》，并非冤枉。他的确结党营私，任用亲信，纵容儿子严世蕃干预政务，朝中也有人因弹劾严党而遭到迫害。若只问他是不是奸臣，答案并不复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何能在嘉靖朝长期得势？
严嵩出生于江西分宜，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严家虽有科举传统，却并非显赫权门。父亲严淮早逝后，家境一度窘迫，严嵩只能边务农边读书。弘治十八年，即1505年，他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
这段经历很关键。严嵩不是靠军功起家，也不是外戚之后，他熟悉的是文章、礼制和宫廷话语。入仕早期，他因丁忧离职，长期滞留家乡，反而避开了正德年间刘瑾专权以及朝臣倾轧。官场失意，竟成了他早年的护身符。
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京继位，是为嘉靖帝。嘉靖初年爆发“大礼议”，皇帝要追尊生父兴献王，朝臣却坚持按照宗法礼制，要求他认明孝宗为皇考。
这不是普通的称谓争执，而是皇权来源之争。嘉靖要证明自己是以皇帝身份继承大统，不是以旁支身份过继给孝宗。朝臣则要维护既有礼法。多年争论之后，皇帝借“左顺门事件”强行压服群臣，杨廷和等人相继退出中枢。
严嵩当时在南京任职，没有深陷其中。等到争论尘埃落定，朝廷出现大量职位空缺，他被调回北京，逐步进入权力核心。不得不说，这次“置身事外”给了他一个极大的机会。
嘉靖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真正独立。他重视礼仪、祥瑞和道教斋醮，尤其迷恋所谓“青词”。这种写给上天的骈体文，必须辞藻华丽，又要迎合皇帝的玄学心思。谁能把话写到嘉靖心里，谁就可能得到破格提拔。
严嵩看准了这一点。他在礼部任职时精研青词，逐渐获得嘉靖信任。夏言原本也是凭青词受宠，后来成为首辅，但他性格强硬，政务繁重，又不愿长期围绕皇帝的个人兴趣周旋。严嵩则更能揣摩圣意，二人的差距由此拉开。
有一次，夏言对严嵩说：“青词不过是礼仪文章，不可当作治国根本。”严嵩没有争辩，只答道：“皇上所重，臣下不可不慎。”这几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能说明两人的处世差别：一个重在政务，一个长于迎合。
嘉靖不是完全不问政事，而是把许多具体事务交给内阁，自己躲入西苑修道炼丹。皇帝既想省心，又不愿放弃控制，于是需要一个能替他处理朝政、又不至于挑战皇权的首辅。严嵩恰恰提供了这种便利。
他并非没有能力。任礼部尚书期间，严嵩曾关注财政、军务和边防，也反对某些过度兴建的工程。但能力和操守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有行政才干，同时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严嵩后来最大的问题，正是把个人进退置于国家公议之上。
夏言重新入阁后，严嵩受到压制。此时他联合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抓住“复套”争议大做文章。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河套，夏言予以支持，严嵩便把两人的正常政务联系包装成“内外勾结”。嘉靖多疑，曾铣与夏言最终被处死。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年，夏言成为明代唯一被处斩的内阁首辅。
从这件事开始，严嵩不再只是一个善于迎合的文臣，而成为能够操纵政治案件的权臣。沈炼弹劾严党，遭到下狱并死于迫害；严世蕃则凭父亲权势入仕，广泛结交官员。严党势力越大，朝廷中敢于公开反对的人越少。
嘉靖晚年，严嵩年老昏聩，已经难以准确领会皇帝的心思。徐阶却逐渐取得信任，并借助邹应龙、林润等人的奏劾发动倒严。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迫致仕。嘉靖四十三年，林润再劾严世蕃，罪名涉及通倭，严世蕃被捕；嘉靖四十四年，即1565年，严世蕃被处死。
抄家所得财物数量惊人，足以证明严氏父子贪婪聚敛并非虚构。严嵩失去依靠后寄居墓庵，晚景凄凉。隆庆二年，即1568年，他在江西分宜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严嵩，确实简单；但嘉靖长期不上朝、沉迷斋醮、操纵内阁、借严嵩维持皇权平衡，这些事实不能被忽略。严嵩是奸臣，却不是嘉靖政治黑暗的唯一制造者。他替皇帝承受了许多骂名，而那些决定权始终握在紫禁城里的朱厚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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