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在古代,冬天不是一个季节,而是一趟鬼门关

那一年的雪是从十月开始下的。

唐天复元年,长安城的雨雪从入冬就没有停过。

到了十一月,城里已经没有柴薪可买,也没有粮食可吃。

街道两旁的屋檐下,蜷缩着越来越多的人影。

《新唐书》里只记了八个字——“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一天一千人。

这不是一场战役的伤亡数字,这是冬天在长安城里每天收割的人命。

冬天从来不是一个季节。

对古人而言,它是一趟鬼门关

先说冷。

古代的冬天比今天要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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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漫长的寒冷期。

第一个寒冷期从西周初年持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

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长江和汉水同时封冻,牛马在冰天雪地里成群死去。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延续到公元六百年左右,长达六个世纪。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魏文帝黄初年间,曹丕率十余万大军到广陵视察,正逢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十万大军在岸边望着封冻的江面,无功而返。

到了宋代,寒冷更加频繁。

《宋史·五行志》里关于大雪的记载尤其多:“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京师大雪,贫弱之民冻死者甚众”“大雨雪,泥途尽冰。

都民寒饿……”淳化四年二月,商州一场大雪,“民多冻死”。

而最残酷的,是明清“小冰期”。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五百年的极寒期。

景泰四年冬,公元1453年,大雪从北到南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雪。

《明史·五行志》记载:“景泰四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

江苏苏州一带,大雪连下四十天。

钱塘江封冻——“冻结平如砥”。

一条入海的大江,硬是被冻成了一面冰镜子。

这么冷的天,古人靠什么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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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穿的。

在棉花大规模普及之前,普通人的冬衣简陋得让人心酸。

据《礼记·玉藻》记载,穷人过冬穿的是“袍”,里面填充的叫做“缊”——是一些麻絮、碎布之类的东西。

这和今天的棉花完全是两回事。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写自己“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短褐”就是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即使这样的衣服,还打着补丁、露着窟窿。

《诗经》里说得更直白:“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连件粗麻衣服都没有,这年怎么过得去?

有钱人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古语云“御寒莫若重裘”。

狐裘、貂裘是达官贵人的标配。

战国初年,魏文侯出宫巡视,路上碰见一个反穿皮裘的人,很是纳闷——皮裘有毛的那面应该是朝外的呀。

那人回答:“只有一件皮裘,干活时如果把毛穿在外面,毛就磨光了。”

魏文侯大笑:“皮板磨坏了,毛不也掉光了吗?”

这个典故说明一件事:一件皮裘在当时是可以传家的财产,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

唐宋时期,造纸业大发展,出现了一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御寒物——纸衣、纸被。

纸裘的原料是楮皮纸,拉力强、耐折耐磨。

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写过一个叫周日章的人,靠教书为生,“家至贫,常终日绝食”。

这样的人,冬天靠什么活?

纸衣。

纸衣价廉,方便制作,严冬时节给流落街市的乞丐散发纸衣,甚至成了宋代官方的济贫举措。

最有趣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

他的好友朱熹曾在过冬时寄给他一条纸被,陆游收到后高兴地写诗答谢:“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

纸被居然“白于狐腋”——比狐狸腋下最轻暖的皮毛还白。

陆游还写了另一句:“布衾纸被元相似,只欠高人为作铭”——布被子和纸被子差不多,就差高人给题个字了。

一个诗人能把纸被子盖出风雅来,但这份风雅背后,是一个时代多数人连纸都盖不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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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住的。

房子的保暖,古今差距之大,超出想象。

先秦时期,周天子的宫殿里就有“燎炉”,专门用松柏木烧火,火焰旺盛且自带香气。

到了秦代,取暖技术上了一层楼。

考古学家在秦咸阳宫遗址发现了三座壁炉,其中两座供浴室采暖。

在秦长乐宫遗址还发现了火墙——用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内,与灶相通。

墙壁砌成空心夹墙,夹墙内放置筒瓦管道,在入口处烧炭火,热气顺着管道在墙内流通。

整面墙就是一块巨大的暖气片。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也出土过这种火墙遗迹。

两千多年前的“供暖系统”,原理和今天的暖气几乎一样。

汉代更进一步。

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宫廷建有“温室殿”,“以花椒和泥涂壁,壁面披挂锦绣,以香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有鸿羽帐,地上铺着西域毛毯”。

皇后居住的宫殿叫“椒房殿”,也是用花椒和泥涂壁——花椒性温,既能保暖,又散发淡淡香气。

《汉书·车千秋传》颜师古注说得很明白:“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

用花椒刷墙来保暖,这事只有皇室才做得到。

北方的民间智慧是火炕。

最晚在魏晋时期,北方就有了火炕的使用记录。

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三座魏晋时期的火炕遗迹。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描述过河北的地暖。

火炕的原理极其简单又极其聪明——灶台烧火做饭,热量直通炕下的烟道,把炕面烘得温热。

一家人晚上躺在热炕上,再盖一床厚被子,再冷的天也能睡得安稳。

“灶炕一体”,做饭的余热一点不浪费。

这个设计至今仍在北方农村使用。

南方没有火炕。

冬天的傍晚,家家户户在堂屋里放一个陶制火盆,烧几块木炭,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烤手烤脚,顺便烘干潮湿的衣物。

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在火盆里加些橘皮、柏叶,既能取暖又能驱散潮气;条件差的,就用柴火烧剩的“火塘灰”,热量不高,但能保持长时间的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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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取暖工具方面,古人的创造力同样惊人。

唐代的“手炉”小巧精致,外壳用铜或银打造,镂空花纹里透出温暖的火光,里面烧着特制的“香炭”,既能暖手又能熏香。

清人陈枚的《月曼清游图》中,宫廷嫔妃们人手一个小茶壶一样的手炉。

宋代更流行“脚炉”,比手炉大一些,放在脚边取暖。

《东京梦华录》记载,达官贵人冬天宴客时,会在座位下放置脚炉。

还有“汤婆子”——用铜或锡制成壶状,灌满热水塞进被窝。

宋代诗人黄庭坚专门写过《戏咏暖足瓶》诗:“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

“脚婆”就是汤婆子。

苏东坡也曾把暖脚铜缶作为礼物送给好友杨君素。

一个铜壶灌上热水就能暖一夜,这个发明从宋代一直用到今天,堪称古代版热水袋。

再说吃的。

冬天御寒,三分靠穿,七分靠吃。

这话不假。

古人很早就懂得通过饮食来补充热量。

平民用鬲,贵族用陶鼎或铜鼎,器皿下烧柴和炭,煮出来的东西有点像今天的火锅。

食材方面,专挑性暖的——生姜、羊肉、狗肉。

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写道:“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生制其寒”。

羊肉更是被反复提及——“羊肉补体虚,祛寒冷,温补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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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宫有个规定:“御厨止用羊肉”。

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

一年吃掉几万只羊,这还只是皇室一家的消耗量。

到了明代,火锅的吃法已经和今天差不多。

明代宋诩所撰《竹屿山房杂部养生部》记载了涮牛肉的方法:将牛肉“视横理薄切片,用酒、酱、花椒沃片时,投宽猛火汤中速起”。

薄切、腌制、猛火快涮——和今天火锅店的操作一模一样。

清代是火锅的黄金时代。

乾隆皇帝是火锅的头号粉丝。

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一个月之内,乾隆吃了二十七种火锅,共计六十多次。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他在乾清宫筵宴宗室,一次摆了五百三十桌火锅。

每桌热锅两个。

乾清宫里一千多个火锅同时沸腾,殿外是大雪纷飞,殿内是热气蒸腾。

这大概是古代中国最壮观的冬日宴席。

到了嘉庆皇帝登基时,场面更大——一次用了一千五百五十个火锅来承办筵席。

但火锅、羊肉、鹿肉这些东西,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

对绝大多数古人而言,冬天的食物只有一个目标——活下去。

腌制食品是过冬的命脉。

白菜、萝卜、肉类在入冬前腌制好,可以吃一整个冬天。

腊八粥是冬日里为数不多的暖意。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

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

一碗热粥下肚,寒冬里便多了几分暖意与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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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总得找点事做。

古人把冬天按“九”来计数——从冬至日起,每九天为一“九”,数完九个“九”,春天就来了。

八十一天。

在没有日历的年代,人们发明了“九九消寒图”。

最早是画梅——在纸上画一枝素梅,花八十一朵,从冬至日起,每天染红一朵,花涂满则寒消。

明代开始流行文字版的消寒图:选九个九笔字,常用的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的繁体笔画每字九笔,每天描一笔。

一天一笔,八十一天描完,正好是严冬过去、春暖花开之时。

冰上活动叫“冰嬉”。

早在宋代,冰嬉就成了皇家的冬天娱乐项目。

清代皇家还设有专门的冰嬉检阅仪式。

道光皇帝在北海公园和中南海一带看冰嬉时写过《观嬉冰》诗:“太液开冬景,风光入望清……”。

民间同样热闹。

康熙年间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写道:“捷足行看健步纷,寒流趁冻雪花春。

铁鞋踏破奔驰甚,悔作银河冰上人。”

注曰:“足看铁底鞋,一步恒数丈,行冰上”。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寒冬之时,“都人于各城外护城河上,群聚滑擦(即滑冰)”。

什刹海、护城河的冰面上,到处都是滑冰的人。

赏雪也是冬日雅事。

《东京梦华录》说:“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

南宋临安人除了在家中开筵,还喜欢在西湖“玩雪船”。

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下了著名的《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但这些风雅,只属于有闲有钱的人。

对绝大多数古人来说,冬天没有任何娱乐可言——活过这个冬天,就是唯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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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冬天的另一面,是死亡。

唐天复元年,长安“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宋元祐二年,飞雪连月,“苦寒,民冻多死”。

清顺治十年,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

《宋史》记:“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

这不是文学修辞,是史官的白描。

欧阳修在庆历三年(1043年)冬天写过一个奏折:“臣风闻京城大雪之后,民间饥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数口一时冻死者,虽豪贵之家往往亦无薪炭,则贫弱之民可知矣”。

母子数口,一夜之间全部冻死。

连豪门贵族都缺薪少炭,贫弱之民的处境可想而知。

明朝景泰年间,有个叫王钟的官员上奏说: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穷民跪拜乞钱,四关无处无之,遇寒冱必有冻死”。

每天都有穷人在街头乞讨,天一冷就有人冻死。

他请求朝廷给每人“布衣一身,米一斗”,等明年春暖再遣送还家。

一件布衣、一斗米——这就是一个冬天的人命价。

更早的记载同样触目惊心。

《左传》写道:“民无衣褐,冻馁相望”——冬天没有厚衣服穿,冻死饿死的人一路都是。

《汉书》记汉武帝时“大雨雪,民多冻死”。

古人为了活过冬天,什么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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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冬衣,是“褐”——麻制品,既不保暖也不美观。

填充物是“缊”——碎麻、旧絮。

《淮南子》说贫人“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衣服破得遮不住身体,只好凑在灶火口烤火。

灶灰也是取暖的工具。

再穷一点的,连灶灰都没有。

更极端的情况是拆房子。

没有柴烧,就把自家的房梁拆下来当柴火。

拆完房梁拆门窗,拆完门窗拆墙壁。

冬天过去,家也就没了。

但如果不拆,人先没了。

古代的寒冷期里,雪灾不是偶尔一次,是接连不断。

景泰四年冬的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年春天。

浙江大雪二十天,“积深丈余,鸟雀几尽,民多冻饿而死”。

积雪一丈多深,飞鸟全部冻死,人更不用说。

今天的冬天,和古代的冬天,是两回事。

房间里二十多度,外面零下十度,穿着一件薄毛衣在屋里走来走去,出门套上羽绒服。

集中供暖的管道埋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下面。

空调一开,冷暖随意。

电力让夜晚不再黑暗,也让冬天不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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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古代,没有集中供暖,没有空调,没有电力。

一件皮裘是传家宝,一筐木炭是救命粮。

皇宫里皇太后一天能领一百二十斤木炭,而普通百姓连一斤都烧不起。

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夸张,是写实。

白居易写《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个衣着单薄的老人,却盼着天再冷一点,因为炭能卖个好价钱。

他关心的是能不能活过明天,不是冷不冷。

古人用花椒刷墙,用筒瓦做火墙,用纸做衣服,用铜壶灌热水暖脚。

他们在每一个寒冬里想尽办法活下去。

这些办法今天看来简陋,但在那个没有电、没有暖气、没有羽绒服的年代,每一样都凝结着生存的智慧。

雪还在下。

唐天复元年的那个冬天,长安城的街道上,一个蜷缩在墙角的人影动了动。

也许是挣扎着起身,也许只是最后一次翻身。

雪落在他身上,一层一层地覆盖。

天亮之后,路过的行人会看见雪地里隆起的一个小包。

没有人会停下来。

因为这样的隆起,在这条街上每天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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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城门每天照常打开,照常关上。

进来的人少,出去的人更少。

柴薪卖光了,粮食吃完了,剩下的只有一天一千个名字消失在冰冷的记录里。

《新唐书》用八个字记下了那个冬天。

八个字之后是另一页,另一年,另一个冬天。

冬天的雪从西周下到明清,从《竹书纪年》下到《清史稿》。

每一场雪落下来,都有人再也站不起来。

古人对冬天的恐惧不是矫情,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他们知道,雪停了不意味着冬天结束,春天来了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看见。

今天的我们坐在暖气房里,隔着几百上千年的时光回望那些冬天。

那些火炕上蜷缩的身影,那些纸裘下发抖的肩膀,那些围坐在火盆旁烤手的一家老小,那些在雪地里再也站不起来的人。

冬天从来不是一个季节。

对古人而言,它是一趟鬼门关。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