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夏，兴凯湖西岸，清朝吉林方面的勘界人员与俄方代表对着一张地图争执不下。湖水就在眼前，边界却不在眼前。俄方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说：“白棱河，就是这里。”清方人员很清楚，这个位置一旦被承认，兴凯湖的大半水面就会落入俄方。
兴凯湖位于今天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一带，是中俄界湖，也是满族先民活动的重要区域。清朝前期，这里被视为“龙兴之地”，长期限制移民、开垦和渔猎。人烟稀少，本来是为了守护祖地，后来却成了边疆防务薄弱的表现。
1858年，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压力下，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暂列为中俄共管。
所谓共管，并不意味着双方力量相当。俄国很快在乌苏里江以东修筑营房、设置哨所，还不断派人测绘、移民。它真正看中的，不只是海岸线，更是兴凯湖周边较为温暖、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
机会很快再次出现。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俄国代表伊格纳季耶夫趁机出面“调停”，一边向清政府表示可以帮助谈判，一边向英法联军提供路线和地形信息。英法急于结束战争，俄国便借着这个空当向清政府索要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失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片土地，兴凯湖也由原来的内湖变成了界湖。问题在于，条约只确定了大方向，具体边界仍要依靠后续勘界来落实。
这就留下了可乘之机。
条约规定，边界从松阿察河源头经过兴凯湖，直到白棱河，再沿山岭连接瑚布图河。松阿察河位置明确，真正麻烦的是“白棱河”。清方查阅地方舆图和旧档案，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对应的河流。俄方地图中同样存在名称混乱，中文文本和俄文文本也并不完全一致。
按照清方的理解，白棱河应在兴凯湖西南一带。如此划界，俄国只能取得湖面较小的一部分。俄方却把“白棱河”解释成兴凯湖西北的吐尔必拉，边界一下子被推向湖的西北角。两种解释之间，差的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大片水域和肥沃土地。
俄方并非只在纸面上争论。勘界开始前，他们就越过原定界线，在兴凯湖西北岸的奎屯必拉，也就是今天的当壁镇附近修营房、架大炮。清政府提出抗议，得到的却不是撤离，而是更多的军事压力。
谈判桌旁，俄军刻意制造紧张气氛；谈判桌外，又不断提出更大的要求，甚至试图把边界推到穆棱河、珲春河一线。胃口先开到最大，再以“退让”为名换取实际利益，这种手法并不复杂，却十分有效。
吉林将军景淳曾据理力争，不肯接受俄方提出的极端方案。遗憾的是，清政府既没有准备充分的地图、档案和测绘力量，也缺乏用武力支撑谈判的能力。俄方知道对手害怕冲突，于是把每一次争执都变成新的施压。
兴凯湖水域的划分，便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迫确定。俄国取得了湖面三分之二以上的区域，还将湖西、湖南的部分土地一并纳入其控制范围。原本属于中国腹地的内湖，就这样被切成了两国共同使用、实际利益却明显失衡的界湖。
后续立界时，问题仍然不断。按照约定，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等河流应作为界线，但部分界碑并未严格设置在河道主线上，而是向中国一侧偏移。图们江口附近也出现了对“华里”等文字的不同解释，使中国距离日本海的通道进一步收窄。
更令人难堪的是，俄方还利用清政府勘界人员准备不足、地方官员畏缩敷衍等漏洞，擅自决定界牌位置。有的官员对条约内容并不熟悉，有的甚至沉溺鸦片，无法履行职责。界牌一立，地图上的模糊之处便被变成了现实中的土地损失。
俄方并未就此停手。界碑设置后，个别地段还出现向中国一侧移动的情况。清政府地方官员往往担心“滋生事端”，不愿追究，结果使临时侵占逐渐变成既成事实。
后来，吴大澂办理东部边界事务时，曾依据条约据理交涉，纠正部分界牌位置，并争取到中国船只经图们江出海的权利。这个结果虽然保住了一条狭窄的出海通道，却无法改变兴凯湖大半水域已经丧失的事实。
兴凯湖的变化，表面看是一次勘界失误，实质上却是国力、制度和边疆治理全面失守后的结果。条约签字只是开始，真正决定土地归属的，还包括地图、测绘、驻军、移民和官员在现场的坚持。清政府在这些环节上的退让，最终让纸面上的不平等，被一尺一寸地刻进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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