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工友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只记得，黄尚卿平时出手阔绰，喝酒后说话尤其张扬，常把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挂在嘴边。真正让事情出现转折的，是一名与他关系密切的女子刘青儿。
两人发生争执后，刘青儿向有关方面反映，称“田火”并非普通工人，而是隐瞒身份多年的黄尚卿。举报内容很快引起重视，公安机关随即展开核查。户籍、口音、经历，再加上对东明县旧案的比对，几个彼此分散的线索逐渐合拢。
时间要拨回到1942年。那一年，黄尚卿加入八路军，因头脑灵活、办事利落，后来担任代理副区队长。战争环境极其艰苦，部队缺粮少衣，驻地经常变动，干部和战士随时可能遭到袭击。
有人把这段经历看成考验，也有人在困难面前动摇。黄尚卿显然属于后者。他对部队生活产生不满，开始盘算个人得失，并与当地财主王保芳来往密切。王保芳看中的，正是他掌握的军情和驻地信息。
据案件调查，王保芳曾利用女色和威胁手段拉拢黄尚卿，使其逐渐从试探变成投敌。黄尚卿没有选择报告组织，反而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此后，他向日伪方面泄露八路军活动情况，成为隐藏在队伍内部的危险人物。
1944年5月13日，东明县焦园乡甘堂村，八路军区部和区队在那里宿营。夜间突然遭到袭击，一名区队员牺牲。由于当时有人及时鸣枪示警，部队没有遭受更大损失，许多人把这次事件当成了敌人偶然摸进村庄。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5月23日，部队转移到长兴集乡大刘寨村。深夜，敌人再次发动攻击，枪声和爆炸声打破寂静。战士们仓促应战，突围后又遭到伏击。驻扎在邻村的县大队赶来接应，才帮助部分人员脱离险境。
这次损失十分严重，4名区干部和6名战士牺牲，多人负伤，代理副区队长黄尚卿却失去踪影。两次袭击相隔只有10天，敌人对部队行踪又掌握得异常准确，县里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战斗失误。
县长张岸和公安局长李仲达随即组织调查。调查重点并不只放在战场上，还查找了部队驻地变更、警戒安排、消息传递等环节。越查越发现，敌人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得到内部消息，而黄尚卿恰好在两次事件中都表现异常。
“他去了哪里？”这成了调查中的关键问题。
随着证据逐步出现，黄尚卿与王保芳勾结、向敌人提供情报的事实被查明。甘堂村遭袭和大刘寨惨案，也被认定并非单纯巧合。一个熟悉部队行动规律、能够接触内部消息的代理副区队长，成为敌人实施突袭的重要帮手。
黄尚卿后来被捕归案时，曾辩称自己受到胁迫，希望从轻处理。但从调查结果看，他并非只是在威逼下被动泄密，而是主动参与了出卖军情的过程。王保芳及其同伙王豁子，也因相关罪行受到惩处。
不过，黄尚卿一度逃脱。抗战胜利后，他改名换姓，辗转多地，最后藏身于开封一家火柴厂，以“田火”的身份生活。多年过去，工厂里的同事只把他当作普通工人，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工人背后，曾经压着一桩牺牲多人、困扰当地多年的旧案。
人一旦觉得往事已经过去，警惕往往就会松下来。酒桌上的几句吹嘘，使黄尚卿暴露了不该暴露的经历；与刘青儿发生矛盾后，对方的举报又把这条线索送到了公安机关手里。
2月25日，公安人员在火柴厂找到他，并当场喊出了“黄尚卿”这个名字。面对突然出现的旧身份，他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只低声说了一句：“完了。”
随后，东明县公安机关将其押解归案。经过审理，黄尚卿因叛变投敌、出卖军情并造成战斗损失，被依法处决。临刑前，他仍声称自己“没有错”，认为革命队伍亏欠了他。这样的辩解没有改变案件性质，也无法抹去甘堂村和大刘寨留下的伤亡记录。
一座火柴厂，没有让这个人的过去消失；一场酒后的吹嘘，也没有改变那段历史的走向。1944年5月两次袭击的疑点，直到多年后才通过身份核验和旧案调查重新串联起来，黄尚卿隐匿多年的叛变事实也由此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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