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争论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支出削减，却容易忽略另一端：依法应缴的税款并没有全部按时入库。美国国税局对2022纳税年度的估算是，年度税收缺口总额约6960亿美元，扣除后续追缴和迟延支付后，最终净缺口仍约6060亿美元。
这个规模足以影响赤字、债务利息和公共服务，却很少获得与福利削减同等强度的政治关注。税收缺口不是“所有富人都逃税”的代名词。
它由不申报、少申报和未按期缴纳三部分构成，既涉及个人，也涉及企业。国税局同时指出，自愿按时缴税率约为85%，近年缺口扩大有相当部分来自经济总量和应税收入增长，不能简单解读为全民守法程度突然恶化。
准确区分范围，是讨论公平执法的第一步。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执法能力下降与复杂财富结构之间的错配。
美国政府问责局统计，2010至2019纳税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的平均审计率从0.9%降至0.25%，各收入层都受到影响，但20万美元以上群体的降幅最大。
国税局解释，高收入审计通常牵涉多家公司、合伙企业、境外账户和复杂交易，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人工核查，成本远高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普通申报审计。人员流失加剧了这种倾斜。
2010至2019财年，国税局收到的各类申报从约2.304亿份增至2.53亿份，收入稽查员却从13879人降到8526人。到2023年，负责高收入与高净值审计的一个主要部门，相比2010年已失去超过一半核心人员。
案件越复杂，越需要时间和专业知识；资源越少，机构越容易选择处理简单、便宜、可快速结案的对象。这会产生一种反常激励。
工薪阶层的工资通常由雇主申报并预扣，留下清晰记录，隐瞒空间有限。拥有多层公司、私人基金、境外实体或高度定制交易的人，收入来源更分散，核查难度更高。
若执法预算持续不足，最有能力设计复杂结构的人反而更可能躲过检查，守规矩的企业和高收入者则要与少数逃避义务的竞争者处在不平等环境中。税率高低与执法强弱也不能混为一谈。
一个社会可以选择较低税率，但只要法律已经生效，就应尽量确保相同情形承担相同义务。若政治上不断降低最高税率，同时又削弱审计和追缴，财富集中会获得双重推动：合法税负下降，违法少缴被查出的概率也下降。
巨额财富随后还能通过竞选捐助、游说和媒体影响政策，形成持续强化的循环。加强国税局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权力。
高收入审计需要更严格的专业标准、申诉渠道和隐私保护，也应公开投入产出和误伤率。低收入劳动者申请劳动所得税抵免时曾面临偏高的自动化审查，这提醒监管机构，追求结案数量可能损害公平。
合理改革应把人力投向金额大、结构复杂、风险高的案件，而不是把系统压力转嫁给最容易被机器筛中的家庭。执法投资的回报也不只体现在追回多少美元。
稳定而可预期的监督会提高自愿遵从，因为纳税人知道违规并非没有代价。相反，若社会形成“复杂到查不动就能少交”的印象，道德成本和制度信任都会下降。
届时，诚实纳税者承担的不仅是更高财政负担，还会怀疑公共规则是否只约束普通人。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可能靠追缴欠税单独解决，税收缺口估算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
但在讨论削减医疗、食品援助或基础设施之前，先确保已通过的税法得到较一致执行，是最基本的财政秩序。真正的选择并非“征税还是不征税”，而是让明确的义务由所有人承担，还是让执法资源不足变成对最会隐藏收入者的隐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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