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先生逝世，已经十五年。生前友好追怀先生的品德学识以及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写了不少纪念的文章，一共四十四篇，现在辑为一编。阎文儒先生要我写一短序，我不敢辞。但我的笔墨实在不能表达自己对向先生的崇敬心情于万一。
抗战时期我在西南联大和向先生相熟。这时向先生新自伦敦回国来昆明。由于敌机轰炸，向先生全家移居郊外龙头村，每周进城两天，下榻靛花巷北大公舍，住室在我隔壁。我们往往纵谈到深夜。
向先生出国游学前，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很久。对于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既精研有素，更留心于书刊版本。到英伦，天天出入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某些书籍或材料中国没有，或版本不同，洞如观火。于是把它晒蓝、照相或手抄，密行细字累几十本。因此，所得特别多，特别珍秘。
向先生从不炫耀自己的收藏和秘录，但对旁人研究的需要，绝不吝秘自己的珍籍。我在昆明写《释阿玛王》所引中国现实情形(ThePresent State of China)第一册，原书即向先生所借(我女儿郑雯译)。我曾说清初耶稣会士印行的关于杨光先事件文本有删节(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就是根据向先生在英国携回的晒蓝本(在昆明借抄)。一九五○年冬北京大学编印的《太平天国史料》,多数是向先生在国外抄来的文件，一九五二年把它扩大并增加国内的资料，编成《太平天国》,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两部资料实在是在向先生指导下编成的。
一九四二年北大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往敦煌考察，向先生送家属于四川李庄，与夏鼐先生成立“历史考古组”,复西行，又偕同阎文儒先生前往，凡三年复返昆明。在敦煌写给我很多信。屡经迁居，已历动乱，本想检出发表以纪念向先生，竟一无所存!惟旧日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有一条说：“锡予(汤用彤先生)来，示以觉明(向达先生)敦煌来书，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这个愿望，后来由于经费原因未实现，我想今后必有继起的。
向先生为人戆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而对人一善，又称道不去口。这在集中诸友好的回忆里，可以充分证明。这或者是这本纪念论文集纂辑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郑天挺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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