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7）是父亲百岁诞辰，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有23年了。但或许是我自己年龄也愈来愈大的缘故吧。我发现，时间愈久，我对父亲的思念反而愈深，他那身着中式蓝布衫的形象时时出现有我的脑海里，我也经常会在梦中见到他……
一
父亲是位典型的书生，我常想，倘若在平静的日子里，没有家庭的牵累，他一定会作出更好的学问来。可是他却偏偏生活在一段中国最动荡的岁月里。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当中，父亲曾经是学历最高的一位。他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起初跟随刘半农先生读文学，刘先生不幸故去后，又跟随孟心史先生读史学，在文史两位大师培养下，父亲兼得了文史研究的精要。所谓“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父亲虽然没有留过洋，但他从小在法文学校读书，有很好的法文基础。
在进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父亲曾到中法大学读书，并且与同校读书的陈毅成为朋友。当时陈毅曾让父亲去广州黄埔军校，投身大革命。但是父亲是独生子，当他回到保定家中与爷爷、奶奶商议时，却遭到家人反对，况且那时候他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了妻子(不是我的生母，是一位我也应当尊之为母辈的人)。我年轻时对父亲的这段经历很是不以为然，他太过于关恋家庭了。
父亲在追随半农先生读书期间，老家的妻子和仅有的一个女儿先后病故。不久，他娶了第二任妻子。这位我也应当尊之为母辈的人其实是我母亲的嫡亲姊妹，是我的亲姨母。记得小时候看到过姨母的照片，她确是一位美貌出众，气质高雅的女人，而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小楷书法和工笔画均佳。此时的父亲虽然年轻，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半农先生去世后，父亲为完成半农先生遗愿，出版了《赛金花本事》,在社会上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成为文坛名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之一。也许是出于事业上的顺利，生活的美满，我有时想，父亲是在他最浪漫时开始他的家庭生活的，这恐怕也是使父亲后来更加关恋家庭的缘故。
姨母病逝时还不满30岁，她在父亲的一生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怀念。母亲生前偶尔也会说起这些事情，虽然是嫡亲的姊妹，话语中还是多少会流露出稍许的刺激。
与母亲结婚后，父亲的家庭生活和事业都渐渐稳定了下来。这时他已从北京大学毕业，到中法大学任教。但是中国社会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动荡不安。
令父亲倍感痛苦的是“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他的老师孟心史先生于这一年的冬天病逝，这给他带来颇多的困惑。母亲生前讲过，此时父亲不肯到他老师周作人的伪北大教书，但是为了养家，又不得不去几所中学任教，生活是十分艰辛的。我一直不能明白，父亲为什么没有随同仁们一起转移后方，到西南联大去呢?或许又是为了家庭吧。
二
记得父母生前忆起这一段事情时，母亲经常会对父亲说：你那时尽可不必顾家，只管去追随你的主张和事业，我们不会被绑去填大炮的。虽则是一时的气话，我也却由此而得知，父亲没有随校撤退，还是为了家人。而他此次为家人作出的牺牲，也竟成为他一生命运多蹇的开始。我曾经设想，倘若父亲能够预知日后的变数，他是否会有另外的一种选择呢?
母亲说，父亲虽然从不会打理家务，但他是很顾家的，甚至包括亲朋、邻里。她说，北平的文化人有吃大酒缸的习惯，也就是沿着街上的小饭铺一路吃下去，每一处只吃上一两种特色，表现的是一种文人的饮食文化。父亲有时也会去，但他更愿意和家人、邻里一起。家境好的时候，父亲会经常买来羊羯子，让人用大锅炖熟分给邻里们吃；家境差的时候，他也会偶尔用些旧书报去换来羊羯子给大家。这些话引发了我从小对羊羯子的兴趣，而且至今仍不能忘怀。我总感觉，正是这些影响到我的浓郁家庭气息的文人气，才最终决定了父亲的命运。
没有随校撤退西南，成为了父亲政治生活中的阴影。抗战胜利后，他总觉得愧对师友，因此到1946年，便由郭麟阁伯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而且成为了当时北平国民党市党部的宣传组长。他这样做无非是想以此来洗刷在日战区生活8年的耻辱。殊不知，书生做官，实非福分。前后大约两年时间，1948年国民党重新登记时，父亲因有反蒋情绪而未再登记，成为不尴不尬的政治书生。而此时他又开始面临了一次新的更为艰难的抉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父亲再次选择了留下。与前两次留下未走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此时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经历，已经是政治旋涡里的人物。“那时候学生把船票、机票送到家里。”母亲说，“我们不会被绑去填大炮的。”只管家务，不问政事的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处境，只知道是国民党就得走了。确是有走了的，吴湘伯父就走了；也有不走的，郑天挺伯父就没有走。要知道，他们也都统统是国民党。父亲其实此时已经王静如伯父和他父亲王葆桢先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站到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对面。
“再跟着蒋介石国民党走，没有前途。”记得我曾经问起过父亲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离开时，父亲总是这样说，“当时国民党实在太腐败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到，他选择了留下来，更多的还是为了家。跟随国民党去台湾，他显然是不肯的；跑去美国，亦非其所愿，那种完全未知的世界，又如何能够保障家人生活呢?何况父亲还有着较为浓厚的国粹主义思想。他说，那时候他的政治主张是一拳打跑美国，一脚踢开(前)苏联。
但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三
带着国民党历史身份的父亲在享受了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统战待遇后，很快成了一名“老运动员”:首先是忠诚老实运动中，他受到管制处理；然后是院系调整，转到北京大学降为副教授；知识分子分左、中、右排队时，他被内定为右，直到反右运动。令许多人感到不解的是，父亲最终并没有在反右运动中定为右派。据父亲说，当时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了，不过在召开大会，让宿白叔叔揭发他的时候，宿叔叔说：“商鸿逵是我老师，我们又住楼上楼下。我听到他说得最多的话是毛主席伟大，共产党好。”这番话救了父亲，会下有位领导对父亲说：“对不起，这是上面布置下来要做的。”
其实宿叔叔说的确实是实话。父亲对于自己历史问题的处理确实并无太多的怨气，不过是在不得意间多了一点老庄思想而已。我现在还保存着容庚伯伯为父亲书房题写的匾额——“淡爽斋”。不过那时候肯冒自身风险为人说好话，也并非易事，我为此一直非常尊敬宿白叔叔的为人。
据我所知，那时候在历史系教授历史文选是对有政治问题者的一种冷处理。父亲就在历史系教了多年的历史文选。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文选对他来说，也算得上是半个本业，他原本就是学文学的，他在大学讲六朝散文时，教室外面的楼道里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后来政治限制稍宽些后，父亲又开始指导高年级明清史专业的学生，终于站到了清史讲坛上。
这其间大约有七八年，父亲除去教书，便是整理他的老师孟心史先生的遗著。这样既可完成学生对老师学术的发扬，也可以获得稿费收入补贴家用。那时候我姐姐在读大学，我在读寄宿制高中，弟弟在读初中，母亲又没有工作，其间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光靠父亲一个人收入支撑全家生活，家庭负担还是很重的。
记得中华书局影印本《明经世文编》出版时，大约定价七八十元，父亲犹豫再三，才买了一部。父亲做过图书馆馆长，买书是其所好，但在我的记忆里，他花大价钱买书，只此一回。因为买书负担太重，父亲养成了跑图书馆的习惯。他自我解释说：孟心史先生就是跑图书馆抄书的。可是母亲却说，那是因为孟先生要供孩子出国读书，没有更多钱买书的缘故。所以直至今日，我仍然感到，父亲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确实牺牲得太多。
四
十年动乱开始时，父亲当然在劫难逃。不过大概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运动，他倒能处之泰然。而且这一次人人自危，他反倒并不感到孤立了。
“文革”初起，外校的红卫兵们到北京大学“串联”,看到正在劳动改造的“反动权威”、“黑帮”、“走资派”,经常会现场批斗，而且从这些人身上挂的牌子上就能知道都是哪些人，诸如陆平、翦伯赞等。父亲亦在其列，但没有挂牌子。红卫兵们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有牌子。他回答说：“领导未发。”
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二公寓，是一套四居室的单元房。不久，北大开始了腾房运动，受冲击的干部、教师必须把房子腾出来。起初家里搬来一户年轻教师，两家人合住在一个单元里，生活虽不甚方便，但父亲为人谦和，两家人相处得颇为融洽。随着“文革”的日渐深入，我们家终于被扫地出门了。我想当时父亲的压力肯定很大，只是他不能也不愿意对我们说。父亲在外面雇了一辆马车，把家里的书运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后，全家搬进了北京大学全斋的一间筒子房里。
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后离家去山西69军劳动锻炼的，然后是弟弟去陕西插队，父亲到江西“五七干校”放牛。那时候姐姐也早已大学毕业，在锦西化工厂工作。北京只有母亲一人，在地处西郊的北京大学。父亲于是开玩笑说：“咱们家现在可是五西了：山西、陕西、江西、锦西，还有一个西郊。”他总是那么达观，而达观后则是欲说还休的酸楚。
父亲其实是恋家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中受到冲击时，还不忘把我四爷爷和我外婆接来供养，他甚至为此借过高利贷；在“文革”中集中劳动改造时，他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回来看望家人，为此还被人告发，受到红卫兵的批判；到“五七干校”后，他也争取到探亲机会，从上海给家人带来不少的礼物。他爱这个家，而且有着深藏内心的家庭责任感。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邓广铭伯伯一起从劳改队回家，那时邓伯母已去世，邓伯伯是单身，父亲叫我去海淀买些熟食回来，两位老人躲到屋里，悄悄地饱餐了一顿。看着两位老人满足的神气，我想，这是否也是父辈们对于动乱之中一息尚存的家庭的眷恋呢?
我们家在全斋一住就是八年，从1968年到1976年。这其间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下放“五七干校”,工农兵学员入学，北京大学考教授，“批林批孔”,“反回潮”,唐山大地震……全斋的那一间小房子始终是凝聚全家人的窝。这时的我们虽然都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空间和家庭，但是我们仍然离不开这个由父亲和母亲支撑的家。父亲仍然是支撑全家的一棵大树。
年过七旬的父亲是家人中最辛苦的一个。他要顾家，要教课，还要在这狭小的房间里完成治学的理想。《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真相考察》一文，就是我亲见父亲在门前葡萄架下的小凳子上完成的。因为家里实在太狭小了，连劫后仅存的一些书也无法展开利用，父亲只好每天一早便去图书馆。他也感到自己年事渐高，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完成一点学术成果，但是家里的条件实在太差。“我希望能给我一席之地。”父亲的这个不高的要求被人诬告为“以求一尸之地，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好在此时已是那疯狂时代的尾声，人们对于那种攻讦时代已深感厌恶。
“一席之地”的要求不久竟真的得到了实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年初，父亲搬进了燕东园28号。这座两层的小楼里，曾经先后居住过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翦伯赞、邵循正两位教授，父亲是第三位。翦先生是“文革”中自杀的，邵先生住进去不久便不幸病故，听起来这“一席之地”颇有些不大吉利，但此后六年时间里，父亲在这里走完了他学术和家庭生活的最后一段历程。
这里是父母子女们亲情融融的家，是父亲治学的书屋，是父亲的朋友们和他指导的研究生们经常出入往来之所。我感到这六年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和满足的六年。据母亲说，那时父亲曾想为劫后重建的家买一套沙发，这样一家人就可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但是父亲为家人生活的这最后一次安排竟终于未能实现。
父亲去世的前几天，刘半农先生之子从徐州来看他，父亲格外高兴，想在家中招待客人，并且亲自去烧火锅，但他笨手笨脚，总是点不燃，只好陪客人出去了。我当时忙着去无锡开会，匆匆而去，谁知竟成为与父亲的永诀。
家里人告诉我，父亲是因脑溢血，从二楼楼梯上跌下去世的。因为走得太过突然，给家人留下难以接受的悲痛。不过朋友们劝我道，父亲为家人辛苦一生，从不肯给家人添一点麻烦，这才正是父亲的作风，因此他走得毫无痛苦，却给别人留下深深的思念。这多少给了我些许的宽慰，我相信，倘若让父亲作出最后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这样的结果的。父亲走得很安详，很放心。母亲说，出事前几天，父亲曾经对母亲说，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搬出了那处令她伤心的房子。从那时算起，我们搬离燕东园28号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我仍然经常会在梦里回到那里，会看到父亲身着中式蓝布衫从园中小路走回家的身影，而且随着时间愈久反倒愈加分明，我知道父亲的身影会永远伴随在我一生之中的。
2005年秋天，母亲不幸因病去世，我们将母亲合葬到父亲的墓中。2006年清明，我去为父母扫墓，在告慰父母的同时，不禁触景生情吟道：
岁岁思亲最此时，
家常难诉悔方迟；
春风不解来人意，
吹落残花又几枝?
这时候我才真正深深体会到了亲情难诉的痛苦，我多么希望能够再和父亲、母亲在一起待一会儿，能够再叙家常，哪怕是转瞬即逝的再现，但这一切都永远不再可能。
是父亲教我懂得了人在事业之中还有家庭，在困难和坎坷之中还有责任和义务，在艰辛、平淡生活之中还会有亲情和天伦之乐。无论在父亲的生前还是身后，他都给我以无限的安慰和教导。我爱他!
来源：《清史论丛》2007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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