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开封账本

五个荷兰女人在开封夜市吃饱喝足,结账时却被六十多岁的老板一把拦住。

周围食客纷纷侧目,以为要上演“宰客”戏码。

老太太攥着计算器的手指发白,盯着账单上那道“糖醋鲤鱼焙面”,

突然用生硬的英语问:“你们谁五年前来过?坐角落第三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

五个女人面面相觑,最年轻的那个突然捂住嘴——

她钱包里至今放着半张发黄的付款凭证,上面正是这道菜名。

“当年你们漏付了这道菜的钱,”老太太说,“但我等的不是钱。”

汴梁城的五月,风里裹着黄河故道卷来的细沙,扑在脸上糙糙的,像砂纸轻轻打磨着人的皮肤。鼓楼夜市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从高处看,像是有人往青砖灰瓦的旧城棋盘上撒了一把烧红的炭珠子,密密麻麻,热气腾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味儿——炒凉粉的焦香、烤羊肉串的孜然、还有从旁边书店街飘来的旧书墨气,全搅和在一起,成了开封独有的、黏稠的人间烟火。

“就这家吧。”一个金发女人停下脚步,指着路边一个门脸不大的馆子。门头上挂着一块旧匾,黑底金字,写着“张记鲤鱼焙面”,漆皮掉了不少,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茬。门口支着两口大锅,一口炸着鲤鱼,油花翻滚,滋滋作响;另一口咕嘟着奶白的羊汤,热气直往人脸上扑。

五个女人鱼贯而入。她们高矮胖瘦不一,年纪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都背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皮肤被中原的太阳晒得微微发红,眼里是长途旅行后那种疲惫又兴奋的光。店里陈设简单,方桌长凳,墙上贴着几张红纸写的菜单,边角卷了起来。墙上还挂着一幅印刷的开封府全景图,颜色已经泛黄。

“坐这儿吧,能看到厨房。”最年轻的那个,莉克,选了靠墙一张桌子坐下。她二十多岁,栗色头发扎成马尾,鼻梁上几点雀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裂了一道,用透明胶带粘着。

其余四人也坐下,把包堆在脚边。老板娘提着个铜壶过来,给每人倒了碗大麦茶,茶水颜色深黄,带着一股炒过的焦香。她五十来岁,头发在脑后挽个髻,围裙上沾着油星,脸上没什么表情,问:“吃啥?”

五个人凑在一起看菜单,荷兰语夹杂着英语,指指点点。年纪最长的卡特琳,四十多岁,短发,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小的银环,说话时习惯性地用食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她翻着一本旅行指南,书页卷了边,上面用荧光笔划得密密麻麻。“他们家的招牌是糖醋鲤鱼焙面,”她用英语跟同伴说,“上面是炸过的细面,盖在鱼上,酸酸甜甜。”她咂咂嘴,“就是糖醋鱼,但造型像只鲤鱼跳龙门。”

“那就点一个。”另一个叫玛尔约的女人说。她身材高挑,红头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她正用湿纸巾擦筷子,一根根擦得仔细。

“再来个炒凉粉?”莉克提议,“我在网上看到说开封人爱吃这个。”

“还要汤。”一直没说话的伊芙开口。她三十多岁,黑发,眼窝深,神情总是带着点淡淡的忧郁。她面前的大麦茶没怎么动,手指沿着碗口划圈。“羊肉汤或者胡辣汤。”

“胡辣汤早上喝,现在夜里了。”玛尔约纠正她,头也不抬,“喝杏仁茶吧,甜的。”

“我要啤酒。”第五个女人,贝儿,把旅行包拉链拉开,从里面掏出盒烟,又想起什么,没抽,只是放在桌上把玩。她三十出头,剪着利落的短发,手臂上有一小片海豚纹身,已经模糊发蓝。她说话嗓门大,笑起来露出上排一颗歪了的虎牙。

点完单,菜陆续上来。糖醋鲤鱼焙面最后才上,一个椭圆的白瓷盘,鱼炸得焦黄,头尾翘起,身上盖着一层细如发丝的焙面,琥珀色的糖醋汁浇在上面,亮晶晶的,空气里立刻漫开一股尖锐的酸甜气,勾得人腮帮子发酸。五个人不约而同地“哇”了一声,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莉克拍了好几张,又拉着大家凑在一起自拍了一张,背景是那盘鱼和墙上那幅泛黄的开封府图。

她们边吃边聊,声音不大,夹杂着荷兰语特有的喉音和笑声。聊的是这几天的行程——去了龙亭,看了铁塔,在清明上河园里挤了一身汗,抱怨中国景区的人多,又惊叹于那些仿古建筑的精致。聊着聊着,话题就散了,从各自的工作说到家里的猫,从巴黎的罢工说到阿姆斯特丹的房租。

“我觉得这里比西安更像我想象中的中国。”莉克用筷子笨拙地夹起一缕焙面,那面太细,从她筷间滑落,掉在盘子里,溅起一点酱汁,“就是那种……旧旧的感觉,有很多层历史。”

“历史太多,人就容易累。”伊芙接了一句,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她掰了半个馒头,掰成小块,放在碗里,却并不吃。

玛尔约瞥了她一眼,没接话。贝儿已经喝完两瓶啤酒,脸颊泛起红晕,说话音量更大了:“明天要不要去黄河边?我看地图,不远。”

“坐几路车?”卡特琳问。

“打车去吧,五个人正好一辆。”

“这里出租车便宜。”莉克说,“但我还是觉得坐公交有意思,能看人。”

“看人?”贝儿笑,“看老头老太太吵架吗?”

“前天在鼓楼,那两个卖花生糕的大妈,用河南话互相骂,我录下来了。”莉克说着掏出手机,点开视频,里面传来两个女人又急又快的方言,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五个人围着头看,笑得前仰后合,伊芙也抿着嘴笑了,眼角的细纹皱起来。

这顿饭吃得尽兴。盘子见了底,只剩鱼头和几根鱼刺,炒凉粉的砂锅也刮得干干净净。贝儿打了个响亮的嗝,惹得邻桌一个老太太回头看了一眼。卡特琳去结账,玛尔约和莉克还在争论着明天的路线,伊芙已经站起来,把背包背好。

收银台在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老式的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盒烟和几瓶白酒。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红色的数字跳到了晚上九点十七分。老板坐在台后,正用一块黑乎乎的抹布擦计算器。那计算器已经很旧了,按键上的数字都磨没了,只有加减乘除几个符号还隐约可见。

“老板,算账。”卡特琳把一张一百元纸币递过去。

老板抬起头。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瘦小,穿一件深灰色的对襟衫,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她脸上皱纹密布,尤其眼角和嘴角,像是刀刻上去的。她没接钱,先问:“哪桌?”

卡特琳指了指角落:“那儿。”

老太太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目光掠过那张空桌,又落回卡特琳脸上,然后低头看向一个小本子。那本子是黄皮的那种,竖翻,用橡皮筋勒着,边角磨得发毛。她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划拉着,嘴里念叨:“两瓶啤酒,一个糖醋鲤鱼焙面,一个炒凉粉,一个杏仁茶,还有一个……灌汤包,是吧?”

“对。”卡特琳点头。

老太太算完,报了个数。卡特琳把钱递过去,正要找零,老太太突然站起来,动作快得和她的年纪不太相称。她从柜台后绕出来,一把拦住了已经走到门口的三个女人,另一只手还攥着计算器,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等等。”她用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英语说,声音不高,却像一根针,把喧闹的店堂戳破了一个口子。旁边几桌食客都抬头看过来,有人咬着筷子,有人把刚夹起的菜又放下。柜台前正给客人打包凉菜的老板娘也停下手,疑惑地望向这边。

卡特琳吓了一跳:“怎么了?钱不够?”

老太太没说话,目光在五个女人脸上挨个扫过去,最后停在莉克脸上。她的眼神很古怪,像要透过她的脸,看进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莉克被看得发毛,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脚后跟碰到了门槛。

“你们谁五年前来过?”老太太突然用生硬的英语问,每个单词都咬得很重,“坐角落第三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

五个女人面面相觑。卡特琳皱起眉,用荷兰语小声说:“五年前?谁五年前来过中国?”

“没有啊。”玛尔约摇头,“我这是第一次来亚洲。”

贝儿耸耸肩:“我一直想去的是南美,要不是抽签……嘿,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抽签决定的。”

伊芙没说话,她的脸在店堂白炽灯下显得格外苍白。她扭头看向那张角落的桌子,第三桌,就在厨房门口斜对面,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正收拾碗筷。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捏紧了背包带子,指关节也白了。

只有莉克,她的表情从茫然变为困惑,又从困惑变成一种被戳中什么似的震动。她张了张嘴,又闭上,耳朵尖烧起来,红得透明。她的手不受控制地伸向裤子口袋里,摸到一个硬硬的、有棱角的东西。那是一个用了很久的皮夹,边角都磨得起了毛。她慢慢把皮夹抽出来,打开,里面塞着几张银行卡、荷兰身份证、一些欧元硬币,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

那纸片是半张付款凭证,小票纸质地,薄薄的,因为长期折叠和摩擦,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看得清——“张记鲤鱼焙面”的抬头,下面用蓝色圆珠笔潦草地写着菜名和金额。准确地说,只有半截,日期被撕掉了,只留下一个“糖醋鲤鱼焙面”的品名和一半的价格数字。

她把那半张凭证抽出来,摊在手心里。餐厅的灯光照在上面,纸片薄得透光,像一片秋天的枯叶。

老太太的目光落在那半张纸上,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她缓缓点了点头,像确认了什么,又像卸下了什么。

“当年你们漏付了这道菜的钱。”老太太说,声音像砂砾摩擦着粗陶。她把手里的计算器翻了个面,屏幕上显示出“0”,那个数字红得刺眼。“但我等的不是钱。”

店里静得能听见厨房里灶火燃烧的轰轰声,还有远处夜市传来的、闷闷的叫卖声。莉克站在门口,半张着嘴,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她耳边几缕碎发吹得摇晃。那半张凭证在她手心里微微颤抖,像一只停在掌心的、死了很久的蝴蝶。

风又大了些,门外卷起一阵尘土,有辆三轮车叮铃咣啷地驶过。老太太重新开口,问莉克:“姑娘,五年前,跟你一块儿来的那个人呢?”

话一出口,五个女人中,三个人都茫然地摇着头。只有卡特琳倒吸了一口气,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看向伊芙。伊芙已经背过身去,对着门外黑沉沉的街道,肩膀僵直,后背绷成一条线。

贝儿把烟从嘴边拿开,原本醉醺醺的神态不见了。她皱眉:“莉克,你五年前到底跟谁来过?”

莉克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先涌上了一股酸涩的热流,从胸口一直顶到鼻腔。她的手猛地攥紧了那半张凭证,纸片被捏得皱缩起来。她回头看了一眼角落那张桌子。

那张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了。桌面上留着一圈浅浅的、擦不掉的油渍,像一枚模糊的印章。

五年前的四月,开封的柳絮比今年还疯,白茫茫地飘着,落在人头发上、睫毛上,像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雪。莉克那时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背着一个比她想象中还沉的包,包里塞着三本关于中国的旅行指南和一台旧单反。她在郑州转车,绿皮火车摇摇晃晃,窗外的平原一望无际,麦子刚返青,绿得发亮。她对面坐着一个中国女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淡青色的风衣,头发用木簪子松松挽着,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却不喝,只是捂着暖手。

“你去哪儿?”女人用英语问她,发音有些生硬,但语调柔和。

“开封。”莉克说。

女人笑了笑:“我也去开封。”

就这么认识了。她叫周岚,在南京工作,回开封探亲。她说一口带着南方口音的英语,语速慢,经常停下来想词,想不起来就摆摆手,笑:“算了,不重要。”她眼睛细长,眼角微微上挑,像戏里勾的那种。笑起来时,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不显老,反而有种旧旧的温柔。

“你一个人?”周岚问她。

“嗯。”莉克点头,“毕业旅行。”

“胆子真大。”

“我存了两年钱,在咖啡馆打工,还教过小孩法语——哦不,荷兰语。”莉克自己也笑了。

火车在午后到达开封站。站台旧,天桥旧,连空气里那股煤灰味都像是从十几年前留下来的。她们在出站口告别,各自走了。但第二天傍晚,莉克在书店街的路口又碰见了周岚。她正站在一棵老槐树下,仰着头,看满树开得正盛的白花。风一吹,花瓣簌簌地落,落了她一身,她也不拂。

“又见面了。”莉克笑着走过去。

周岚回头,微微一愣,也笑了:“真巧。”

“你在看什么?”

“槐花。”周岚说,“小时候我奶奶会用它蒸菜吃,拌点蒜泥,再滴两滴香油。现在没人弄了。”

她们一起吃了晚饭。周岚带她去了一条小巷里的灌汤包铺子,木头桌椅,油光锃亮。周岚教她怎么先咬一个小口,吹一吹,再吸汤。“别急,会烫舌头。”她说话时,把包子轻轻放在莉克碟子里,动作自然得像认识多年。

后来两天,她们索性结伴而行。去了相国寺,在千手千眼观音像前站了很久。周岚不信佛,但她仰头看那观音时,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井水映着月光,又静又深。去了翰园碑林,周岚指着一块碑说,她父亲以前在这里做过拓片。去了龙亭湖,傍晚时风大,湖面皱成一匹抖动的绸子,她们坐在湖边的石凳上,分吃一块烤红薯。红薯很甜,蜜一样的汁水黏在指缝里,莉克拿湿纸巾擦,周岚则直接把手指放在唇边抿了抿。

“你在中国还去了哪些地方?”周岚问。

“洛阳,西安,北京。”莉克掰着指头数,“然后从乌鲁木齐飞回去。”

“飞回阿姆斯特丹?”

“对。我妈会去机场接我,她肯定要哭,然后骂我晒黑了。”莉克咧嘴笑。

周岚也笑,笑着笑着,目光就落在湖对岸的仿古建筑上。那些亭台楼阁亮着灯,倒映在水里,被风搅碎,又慢慢聚拢。

“真羡慕你。”周岚说,“说走就走。”

“你不也是吗?从南京跑回来。”

“我回来是……”周岚顿了顿,把落到脸上的头发别到耳后,“处理点事。”她没细说,莉克也没问。两人在湖边坐到灯一盏盏暗下去,夜风凉了,周岚脱下风衣,披在莉克肩上。风衣还带着她的体温和一股淡淡的樟脑味。

最后一天,就是在这家张记。周岚说,她每次回开封都来这儿吃。“糖醋鲤鱼焙面,是我妈的拿手菜。她走了以后,我就来这儿吃。味道不完全一样,但像。”她一边说一边给莉克倒茶,“你尝尝,这道菜讲究‘先吃鱼,后吃面’,面要炸得细,像头发丝。”

菜端上来,周岚先夹了一筷子焙面,放在莉克碟里。那面金黄细脆,裹着琥珀色的汁,在碟子里堆成小小的一团。莉克学着周岚的样子,把面和鱼肉一起放进嘴里。酸甜的酱汁在舌尖上爆开,鱼皮酥脆,鱼肉嫩得几乎不用嚼。

“好吃。”莉克含混不清地说。

周岚看着她,笑了。她没怎么吃,大多时候就看着莉克吃,偶尔抿一口大麦茶。她那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布衬衫,袖口挽到手肘,露出纤细的手腕。她手腕上有一串红绳,已经洗得发白。

“莉克,”周岚说,“有时候我觉得,人和人遇见,就像这焙面落在鱼身上。看起来缠在一起,其实一碰就碎。但那种甜,是留在舌头上的。”

莉克当时正埋头吃鱼,没听清,只“嗯”了一声。周岚也没再重复。

吃完结账,周岚抢着付了钱。莉克站在她旁边,看着老板——也就是五年前的老太太——一笔一划地在小本子上记账。周岚把找零塞进钱包,转身时,一张小票从钱包里掉出来,飘到地上。她自己没发现。莉克弯腰捡起来,想还给她,却看见小票上写着“糖醋鲤鱼焙面”和金额。是刚结的那张。

“周岚。”莉克叫她。

但周岚已经快步走到门外,被一个男人叫住了。那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藏青色夹克,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手里拿着烟。两人说了几句,周岚的声音高起来,带着一种压不住的激动。她说了很多,语速很快,河南话和普通话混着,莉克听不懂。最后周岚甩开那男人拉她的手,疾步走了。她走得很快,像要逃离什么。那男人在身后喊了一声,周岚没回头。

莉克追出去,只看见周岚上了一辆出租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很响。她手里还攥着那张小票。风吹过来,小票被撕开一道口子。她站在路边,愣愣地看着那辆红车在车流里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模糊的红点。

那天晚上,莉克回到旅馆,才发现周岚的风衣还在她背包里。那件淡青色的风衣,叠得整整齐齐。她忘了还。口袋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周岚的名字和一个南京的地址,还有一串手机号。

莉克在开封多留了一天。她拨过那个号码,关机。她去问旅馆前台,有没有一个叫周岚的女人来留话,前台摇头。她去了她们一起坐过的龙亭湖畔,一个人坐到天黑,又一个人回到旅馆。

第二天,她退了房,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她去了名片上的地址,一个老小区的单元楼,门关着,敲门没人应。对门的大妈探出头来,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说,周岚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儿。

莉克没有改签机票。她按原计划去了乌鲁木齐,从那里飞回了阿姆斯特丹。飞机起飞时,她贴着舷窗往下看,中原大地在云层下渐渐隐没,像一张被水浸湿的旧地图。

那半张小票,她留下了。撕掉的是日期,留下的是菜名和一半金额。她把风衣也带回了家,挂在衣橱最深处。她给那个号码发过几条短信,都没有回复。后来号码停了机。再后来,她每次搬家,都会把风衣和那半张凭证放进行李箱最底层。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舍不得丢。

五年后,当莉克站在张记门口,面对那个攥着计算器的老太太时,她终于把这一切讲了出来。店堂里比刚才安静了许多,邻桌几双眼睛还时不时瞟过来,又自觉无趣地移开。玛尔约、贝儿和卡特琳围在一边,表情从困惑变成愕然,最后归于一种低低的沉默。伊芙仍旧背对着大家,像一尊薄薄的剪影,嵌在门框和夜色之间。

老太太听完了,叹了口气。那口气悠长,像从很深很深的井底打上来的。她转身走到收银台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磨得四角发圆。她把信封递给莉克。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有一张折着的纸,和一沓钱。

“她后来回来过一次。”老太太说,“那年秋天,她一个人来的,还是坐角落第三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吃完她把一个信封给我,说如果有个外国姑娘来,就把信封给她。如果没人来,就等她下次回来取。”

老太太顿了顿,用围裙擦了擦手:“她再没回来过。”

莉克接过信封,手指冷得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她把那张折着的纸打开。

纸是一封信,用中文写的,字迹清秀,有些笔画带着颤抖。信不长。莉克的中文只够看懂几个词——“秋天”“火车站”“对不起”。她把信递给玛尔约,玛尔约正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扫。贝儿凑过去看,卡特琳推了推眼镜。只有伊芙没动,但她微微侧过了身,露出的半张脸上,睫毛低垂着。

信封里那些钱,是当年那道糖醋鲤鱼焙面的钱,折合成人民币,用一个小小的曲别针夹着,钞票旧而平整,像被压了很久。

“她说,那顿饭,应该是她付的。但她忘了。”老太太说,“她让我替她补上。”

莉克的喉咙像被一块热炭堵住了。她想起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傍晚,周岚站在老槐树下仰头看花的样子;想起她在灌汤包铺子里教她先咬小口,怕她烫着;想起湖边的风,烤红薯的甜,还有那件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淡青色风衣。她想起自己后来在荷兰,每次路过中国餐馆,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菜单上有没有“糖醋鲤鱼焙面”。没有一家有的。她就点一盘糖醋鱼,上面没有焙面,只是一段一段的葱丝。

“她……后来去哪儿了?”莉克问,声音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老太太摇摇头:“不知道。她说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有没有说,她为什么……”

“她只说,那年春天,是她最松快的一段日子。”老太太把计算器放回桌上,屏幕上的“0”灭了,像闭上了眼睛。

夜色深了。店门外的夜市依然喧闹,人声像一锅沸着的水,从门缝里挤进来,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显得很不真实。伊芙终于转过身来,走到莉克面前。她看着莉克,又看看那个信封,最后说了一句荷兰语。那是她们这几天旅行时常说的一句,带着某种约定俗成的亲密。

“我们回旅馆吧。”

莉克把信封和那半张凭证一起,郑重地放进皮夹里。皮夹很旧,塞得有些鼓。她把皮夹按在胸口,好一会儿,才把它重新放回口袋,拉上拉链。

五个人走出张记。夜风比刚才更凉了些,带着一股炒栗子和烤鱿鱼的香气。贝儿从包里翻出薄外套,递给伊芙。伊芙犹豫了一下,接过来披上。玛尔约把旅行指南夹在腋下,腾出手来,拍了拍莉克的肩。

“五年了。”莉克轻声说,像对自己说。

“五年。”卡特琳应和道,“够一个孩子上完幼儿园了。”

“也够一个人彻底消失。”伊芙冷不丁接了一句。她的嗓音在夜色里有些飘,像随时会被风刮走。

她们沿着书店街往北走。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已经长出宽大的叶子,路灯的光透过叶隙漏下来,在石板路上洒了一地碎金。路边有卖糖画的老头,有拉着二胡的盲人,有举着气球奔跑的孩子。整个城市都还醒着,热腾腾地喘息,像一条穿行在夜里的河。

莉克走得很慢。她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指尖反复摩挲着那个皮夹的边角。硬硬的,旧旧的,像攥着一小块不肯融化的时间。

拐过一个街角,贝儿忽然说:“明天还去黄河边吗?”

没有人回答。过了几秒,玛尔约说:“去。为什么不去。”

“对,”卡特琳说,“去。”

“我想去。”伊芙说。

风吹过,卷起地上一片梧桐叶,擦着地面打着旋儿,从莉克脚边掠过。她看着那片叶子的去处,是一条往下延伸的小巷,巷口挂着一盏红灯,在风里轻轻摇晃。

“好。”她也说。

黄河在开封城北。第二天是个晴天,阳光黄澄澄的,照在身上已经有了初夏的燥意。她们打了两辆出租车,司机一路放着咿咿呀呀的豫剧,唱词听不懂,但那股苍凉劲儿,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到了黄河大堤,远远就看见浑黄的水,宽阔地铺在天地之间,缓慢而有力地向前流着。岸边有滩涂,大片大片的泥沙,被阳光晒得龟裂,像一张老人的脸。风很大,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

五个人沿着堤上走。伊芙走在最前面,风吹得她的头发乱舞,她也没去管。贝儿跟在后面,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玛尔约和卡特琳并排,指着远处一座铁桥,说着什么。莉克落在最后,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

“你还在想那个周岚?”卡特琳放慢脚步,等她。

“嗯。”莉克承认,“我在想,她后来去了哪个远方。”

“也许还在中国。也许去了别的地方。”卡特琳把被风吹散的头发拢住,“有些人,就是会突然从你的生活里消失,像断线的风筝。你手里只剩一截线头。”

“可她留了这封信给我。”莉克说。

“对。所以你不是在找她。”卡特琳摘下眼镜,擦掉上面的沙土,“你是在替她完成一个念想。”

莉克没说话。她望着黄河,水面上有几点船影,小得像逗号。她想起周岚信里用中文写的词,玛尔约的翻译软件给出的解释支离破碎——“秋天”“火车站”“对不起”。她把那个“对不起”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像嚼一枚没熟的青枣,满嘴苦涩。

“也许她回了开封。”伊芙突然说。她不知什么时候折了回来,站在莉克左侧,眼睛看着河面。阳光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金光,使她的脸庞温暖了一些。

“可她没来张记取信。”莉克说。

“她可能不想取。”伊芙说,“她让你拿到,就够了。”

莉克一怔。河风吹来,吹得她眯起了眼。她想起了五年前,周岚在龙亭湖畔说的那句关于“人和人遇见”的话。那时的风也像今天这样,吹得湖面皱成一块老布。她没听清的那半句,此时忽然就在风里清晰起来,像有人隔着五年的时光,俯在她耳边低语。

“走吧,”贝儿从后面走上来,把胳膊搭在莉克和伊芙肩上,“我们拍张合影。就站在黄河边上。”

五个人站成一排。请一个路过的游客帮忙拍。相机举起来的时候,一阵大风从河面上卷上来,带着水汽和泥沙,把五个人的头发、衣角全部吹向同一个方向。莉克站在中间,右手下意识地插进口袋,指尖又碰到了那个皮夹。她没拿出来,只是紧紧按着,像按着心脏。

快门响了。

午后,她们去大堤下一个农家饭馆吃午饭,要了一条红烧黄河鲤鱼。老板娘是个高个子女人,问她们哪里来,贝儿说荷兰。老板娘“哦”了一声,转身去后厨了。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碟子蒜汁,说是吃鱼蘸的。鱼端上来时,莉克突然问:“有焙面吗?”

老板娘一愣:“焙面?那是城里张记那样的馆子才做。”

“哦。”莉克低下头,夹了一筷子鱼肉。肉质紧实,带着河鱼的土腥气,蘸了蒜汁,辣得她舌头疼。这疼痛真实,把她从某种恍惚里拽了回来。

回城的路上,莉克靠着车窗,看窗外的田野和村庄在午后阳光里飞速后退。车厢里很安静,只有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软绵绵的,像一根被晒化的糖丝。贝儿靠在她肩上睡着了,呼吸均匀。伊芙坐在副驾驶位,头扭向窗外。卡特琳和玛尔约低声说着明天去朱仙镇的计划。

莉克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皮夹,打开。那半张凭证和那封信并排放着。她把信也拿出来,翻到背面。背面空白处,有人用铅笔画了一朵很小的花,五瓣,像槐花。之前她没注意到。

她把信翻过来,仔细看那朵花。笔迹很轻,像是随手画上去的,又像怕被人发现。那朵小花安静地开在纸背,和正面的字互相映衬,像一个人留在时光背面的、一声轻笑。

莉克也笑了。她把信和凭证小心地放回去,拉上拉链。车窗外的夕阳正在下沉,把整个豫东平原染成一片透亮的橙红。天边有几只鸟,排成一条线,飞向更远的北方。

“师傅,”莉克忽然用中文说,发音生硬,“明天,去朱仙镇,多少钱?”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报了个价。玛尔约醒了,接话:“还去书店街吗?我想买点木版年画。”

“去。”莉克说。

车子继续往前走,天光一点一点暗下去,城市的轮廓在远处浮现,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来。莉克把车窗摇下一条缝,夜风钻进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味。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那气味既陌生又熟悉,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又走回了某个起点。

那天夜里,她梦见了一片槐花。白色的,细细碎碎,从老槐树上落下来,像一场安静的雪。树下有个人,穿着淡青色的风衣,看不清脸。莉克想喊她,却发不出声。那人转过身,朝她摆了摆手,然后慢慢走进一片白茫茫的花雨里,越走越远,直到和那白色融在一起,再也不见。

莉克醒来时,天刚蒙蒙亮。她翻了个身,摸到枕边的皮夹。硬硬的,旧旧的。她把它贴在脸上,又沉沉睡去。窗外,开封城在晨光中慢慢醒来,早点铺子升起第一缕白烟,有人推着三轮车从楼下经过,车铃清脆。新的一天,和以往的每一天一样,开始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