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二年（416年），关中传来消息：后秦皇帝姚兴病逝。
一死而天下动。太子姚泓仓促即位，主少国疑，人心未附，那顶尚未焐热的皇冠成了关中政局最脆弱的一环。
而此时的建康，刘裕已经把身后的路清扫干净。卢循、徐道覆的烽火早已熄灭，刘毅、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烟消云散。朝堂之上，再无掣肘之人；军权在握，再无掣肘之将。他的目光，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投向北方。
八月，刘裕再次举起北伐大旗，剑锋直指后秦。
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一次孤军深入的突击，而是摆下了一盘精心排布的棋局——水陆并进，多路协同，如五指缓缓收拢：
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自寿阳沿颍水北上，直取洛阳；
沈林子、刘遵考率军一部，沿汴水西进，为前锋护住侧翼；
沈田子、傅弘之自武关方向突入关中，如一把楔子斜插敌后；
王仲德率强大舰队自巨野泽驶入黄河，溯流西上，既保水路畅通，又以北来之威慑住北魏；
刘裕自率主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离开彭城，由淮水、泗水转入清河，再入黄河，浩荡西进。
水声、马嘶、船帆与旌旗在北中国的平原上连成一片。晋军兵锋所至，成皋一战大破秦军，洛阳遂下。
洛阳——西晋故都，百年陵寝所在。
它的光复，从来不只是一个城池的得失。刘裕特意上表朝廷，宣告"克复洛阳，修复园陵"。寥寥八字，重逾千钧：那是向天下宣告，汉家衣冠，重新回到了这片埋着两代帝王的中原厚土上。
然而，真正的考验并不在秦，而在黄河以北。
北魏不愿看见一支强大的晋军贴着自己的南境西行。数千骑兵沿着黄河北岸，如影随形地跟着刘裕大军。但凡有晋军人员漂至北岸，一律擒杀。
刘裕数次派兵上岸进击，可晋军刚一登岸，魏骑便疾驰而去；待晋军退回船上，他们又悄然折返。草原骑兵打了就跑的战法，让惯于结阵登陆的晋军一拳拳打在空处，传统的登陆作战彻底失效。
僵局必须打破。
义熙十三年三月初八，刘裕命数千勇士、战车百乘，由丁旿与宁朔将军朱超石率领，携带强弓利箭，登上黄河北岸，结成"却月阵"——以战车为屏障，配以强弓、长槊与精甲步兵，在河滩之上列成一道弯向敌方的半月。
背水，列阵，不动如山。
魏将长孙嵩率三万骑兵四面合围。黑云般的骑阵压向那道单薄的月牙，却被迎面而来的箭雨一层层撕开。晋军拼死力战，强弓劲弩连发不歇，魏军人仰马翻，死尸堆积遍地，魏将阿薄干阵亡。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乘势追杀，又斩俘千余人。
黄河滩涂上，那道冷硬的月牙，成了北魏精骑始终跨不过去的门槛。
侧翼自此无虞。
北魏的袭扰被彻底粉碎后，晋军集中兵锋直叩潼关。
义熙十三年八月，刘裕大军进至阌乡。王镇恶率军自黄河驶入渭水，溯流直扑长安。姚泓急调各路兵马回援，但为时已晚。
王镇恶在渭水之上弃船登岸，沉舟背水，以示必死。全军将士无路可退，遂大破秦军，一举攻克长安。后秦主姚泓出降，与当年的慕容超一样，被押送建康处斩。
九月，刘裕进入长安。他拜谒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在未央殿召见文武大臣。风起于殿角，日光照在百年旧阙之上——自西晋末年神州陆沉以来，中原故土第一次重归东晋版图。
黄河以南、函谷关以东的广袤土地尽入晋土。这是六朝版图的顶点，也是最耀眼的顶点。
就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建康传来噩耗。
留守京师的心腹刘穆之突然去世。
刘穆之是刘裕的首席谋主，总摄朝政，坐镇根本。他一去，后方顿时无主。刘裕怕的不只是朝局生变，更是自己苦心经营的代晋大计功亏一篑。他别无选择，只能东归。
临行，他留下年幼的刘义真，会同王镇恶、沈田子等将领镇守长安。
可他刚一转身，将帅便起内讧——沈田子诬杀王镇恶，刘义真又杀沈田子。长安城中，自相鱼肉，军心离散。
胡夏皇帝赫连勃勃岂会放过这天赐良机。417年冬，刘裕只得命刘义真等率军东归，途中遭夏军追击，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关中之得，终成昙花一现。
司马光为此长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
得之何其艰难，失之何其仓促。
然而从宏观的历史尺度看，长安虽得而复失，黄河以南已尽入南朝版图——约当今陕西东部、河南全境、山东全境，开创出六朝疆域最为辽阔、也最为鼎盛的一个时代，所谓"七分天下，而有其四"。江淮流域自此有了稳固的北方屏障。
而两次北伐积累的赫赫军功，也直接转化为刘裕无可撼动的政治资本：
义熙十四年（418年），受封宋公，加九锡；
元熙元年（419年），进爵宋王，获天子规格仪仗；
官至相国、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
权势与声望臻于顶峰。长安的秋风尚未吹尽，那条北伐之路，已然铺成了通往帝王宝座的最后一段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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