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四川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病重卧床，潘兰珍打开米坛，里面只剩下一只空碗。屋里并非没有“钱”，箱子里存着教育部预付的2万元稿酬，可这笔钱，他宁肯让它原封不动地躺着，也不愿拿出来买米治病。
这件事听起来近乎矛盾。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老人，为什么守着一笔款项不动？答案不在贫富，而在陈独秀晚年始终没有放弃的那条底线。
潘兰珍出身贫寒，幼年随家人到上海谋生，十几岁便进纱厂做工。她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早年生活十分坎坷。1930年前后，她与陈独秀相识并共同生活。
那时的陈独秀已经历过政治风云、流亡和牢狱，年龄远长于潘兰珍。两人的结合，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门当户对，而更像是两个饱经苦难的人彼此取暖。陈独秀教她识字，潘兰珍则料理家务，照料他的饮食起居。
陈独秀真正的身份，潘兰珍并非一开始就完全知晓。1932年，陈独秀被捕并押往南京受审，她这才明白，身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正是曾经声名显赫的陈独秀。
她还是去了南京。
陈独秀劝她：“你回上海去，别耽误自己的生活。”潘兰珍没有接受。她在监狱附近租住，靠做零工维持生计，还尽力照看狱中的陈独秀。对她来说，这不是追随什么政治名人，而是丈夫入狱后，妻子应尽的责任。
狱中的陈独秀并未停止写作。读书、思考、写文章，成了他在困境中的主要生活。潘兰珍文化程度不高，却能耐心陪伴，承担许多琐碎事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遭到日军轰炸，夫妻二人的处境更加危险。陈独秀劝她离开，她却表示愿意留下。
同年，在抗战形势变化和社会舆论压力下，陈独秀获释。此后，他先到武汉、重庆，后来迁居江津。江津有不少安徽同乡和旧日友人，生活相对安静，也便于他继续整理文字学著作。
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陈独秀的母亲谢氏来到江津后不久去世，亲人的离去给他带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战时物价上涨，稿件难以发表，收入日渐减少。朋友和北大同学会曾给予接济，但这些帮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困境。
有一次，潘兰珍发现家中断了米，只好再次考虑向邻居借粮。陈独秀也知道，妻子若非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轻易开口。可当她提到箱中的那笔钱时，陈独秀却没有松口。
那2万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积蓄。据相关记载，陈独秀曾为编写《小学识字课本》接受教育部预付稿酬。后来，他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书名和内容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独秀不愿按照对方意见修改，书稿因此未能顺利出版，预付款也一直被他保存着。
在陈独秀看来，既然双方约定的条件没有完成，这笔钱就不能被当作个人生活费使用。哪怕家中缺米，他也不愿把未解决的稿酬争议当成可以私自支取的理由。
他曾对潘兰珍说：“这笔钱不能动，不能拿名声换饭吃。”话说得很重，却不是针对妻子，而是他在守住自己的原则。
陈独秀晚年并非没有机会改善生活。有人劝他接受国民政府方面的职务，也有人带着礼物登门拜访，但他大多拒绝。这样的选择，未必能用“高风亮节”四个字简单概括，因为其中也有固执、失意和对政治现实的强烈不信任。
但有一点很清楚：他不愿用立场换取安稳，更不愿让自己的文章和名声成为谋利工具。朋友送来的衣物、食物，他会根据交情和缘由接受；来路不明的馈赠，或者附带政治条件的帮助，他通常不肯收下。
长期贫困和疾病逐渐拖垮了他的身体。狱中留下的肠胃问题、高血压，以及晚年营养不良彼此交织。1942年5月，他病情恶化，连续出现眩晕、高烧和昏迷。5月25日前后，他开始向家人交代后事。
他对潘兰珍留下两层意思：自己去世后，她应当设法独立生活，若遇到合适的人，可以改嫁；教育部寄来的2万元，绝不能动，也不能借他的名声去换取钱财。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63岁。潘兰珍后来仍遵守了他的嘱托。那笔钱没有成为夫妻二人晚年饥寒中的救命钱，却成为陈独秀一生复杂经历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处细节：人在最窘迫的时候，守住原则往往比喊出漂亮话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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