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期主持人 丁欣雨
前段时间我刷到一条吐槽，说我们正处于“采访过剩”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做节目，所有人都在当嘉宾，所有人采访所有人。这或许是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的现状：从2026年伊始，一大批名人推出各自的视频播客，章泽天《小天章》首次放送就受到广泛讨论，传统媒体记者也纷纷入局，易立竞《言外之易》叩问孙杨、向佐均全网爆火，窦文涛在《自然光》和papi酱的“熟人局”堪称大型心理治疗现场，而这两位先前就已经是陈鲁豫《慢谈》的座上客。
名人之外，长谈风潮更是扫荡社交媒体，从博主到网友，都在尝试复制类似的内容，这些音视频的长度轻轻松松就能突破一小时，有的甚至长达三四个小时。而当语言、观点的泛滥正在加剧，它们的贬值也加速提上日程，主播翻车的情形屡见不鲜，人们逐渐感到审美疲惫。本期聊天室想聊聊这样的倾向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我们开始热衷于解释、剖析、总结、吐露心声，我们习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会因此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
01 越来越多的长谈栏目在换乘采访
李欣媛：“采访过剩”的讨论频繁出现，很大原因是嘉宾的过度曝光。鲁豫采访窦文涛，窦文涛采访papi酱，papi酱采访姜思达，姜思达也采访过其他人，这已经快形成了一个圈。
在我看来造成这情况的原因在于，具备被外界认为有深度思考和丰富表达能力的人太少了，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符合这一类特质的人就这么多，而他们会迅速地被平台收编。就近期来说，李诞开了自己的视频播客《互相关注》，音乐人刘恋有《姐姐快醒醒》，脱口秀演员鸟鸟有一档视频播客《没关系》，还有主持人齐思钧的《期待着聊聊》。而当这类表达群体数量越少，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一个人会有多个栏目。比如鲁豫不仅有小宇宙播客《岩中花述》，还有B站的视频播客《陈鲁豫·慢谈》，现在又开了一个新浪的视频播客叫《热浪之外》。
感觉到这种采访泛滥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受众层面的。播客的受众非常窄，且用户画像主要是高学历、高资产、一线城市的高净值用户，这类人群占比是比较少的，当比较窄的用户群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内容产品，就会供大于求，感觉播客好像泛滥成灾了。
还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当下访谈发生了一种变化——采访者的个人特性越来越鲜明。从许知远《十三邀》还有易立竞的《立场》，以及姜思达的《仅三天可见》开始，这些访谈不再只聚焦受访者，而是更多关注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碰撞，这就使得我们在长访谈中接受到的信息量无形之中变double了。以前我们看《鲁豫有约》，鲁豫不太表达自己，但现在她在播客里会直接表露情绪，比如在她最新和向太的那一期，提到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时，她毫无遮掩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
丁欣雨：不只是嘉宾的重复性在增高，当一个主持人连续主持好几档播客，又要保证更新的频率和时长，个人表达的重复性也会变高。鲁豫会习惯问一个女性，进入婚姻生育孩子或者一个人生活享受自由，这两个选择会给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遗憾。虽然来自嘉宾的回答不太一样，但感觉鲁豫对自我的剖析和暴露在开了一个小口子之后，也就停止再往深一步了，形成了新的舒适区。
邓乔尹：对此反感的人，是不是希望采访领域有更多新鲜血液流进来，这样就能听到更多观点？但是当新人进行类似采访时，评论区又会说普通人做的不够好，不如专业的人来做。作为听众，我们或多或少带着一种要学到点什么的目的，因此在听访谈时，人们会带有一种对资格的审视。普通人的采访，在某种程度就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不具备资格的，因此这类采访就变成了过剩的采访。
还有一个方向集中在吐槽播客喜欢把简单的事情用复杂语言再解释一遍。GQ Lab有篇文章《播客让我彻底听不懂中文了》，其中就举了些很极端但是很有意思的例子，比如睡觉不是睡觉，是“个体在有限生命时间内对意识状态进行主动切换的过程”；玩手机是“主体在碎片化信息洪流中重新锚定自我认识秩序的抵抗性实践”，有一种不说人话，故作高深的感觉。视频博主黑椒脆脆鲨说，访谈的过程中大家都抱着一种必出金句的决心。当采访变成了内容工业，聊天就不再只是聊天了，每个人都在努力说出一句值得被剪出来、加粗、放大、反复转发的金句。
徐鲁青：采访过剩跟大家对于小圈子的不满也有关系。仲树前段时间被讨论的时候，就有网友翻谁之前采访过她。包括窦文涛上完鲁豫的节目，又开一个自己的节目，鲁豫又去上，这个文化圈又小又封闭，基本都是一些老熟人在互相捧哏，他们讲的这些事情也有点吹捧出来的感觉。
王鹏凯：现在流行的访谈跟我们长久以来对访谈的认知一样吗？仲树被曝光汉化时，有人提出内容创作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高质量的内容，高频率的更新，独立作业，这三个是无法同步实现的。我们看到的访谈有多少程度上是期待中的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有多少是提前准备好的表演？在播放鲁豫和姜思达的对话之前，你会提前期待他们聊的内容，点开之后你就是能刚好听到要听的那些话题。
02 反内容逻辑的视频播客，到底谁在听
邓乔尹：我印象中最早的是罗永浩和鲁豫相继在b站发了视频播客，起步就是1.5到2小时，当时评论区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长？”，但是第二反应是“太好了！”。和b站其他视频比起来，这种视频显得太长了，反而像是对短视频和碎片化的对抗。人们觉得现在终于有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必须要支持这些长视频。但是这种支持能持续多久呢？我是没有精力一次性看完这种视频的，每次都是看一部分就去做别的事情，想起来了再回来看。
李欣媛：2024年的时候，有声音说短内容的横行导致有表达输出意愿的明星也好，影视作品也好，大家都没有选择，结果就是电影宣传最后会选择去董宇辉的直播间，或者李雪琴和毛不易的综艺《毛雪汪》。很巧也是那一年，美国播客出现了标志性的事件，一档采访特朗普三个小时的视频播客YouTube播放量破千万。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导致国内平台跃跃欲试，开始尝试做长内容。
其实播客的市场前景确实非常好，很多报告都提到人们愿意在听播客的过程中付费。目前美国播客行业的商业化已经很成功，一个顶级播客完全可以靠广告营收获得不少收益。在此基础上，视频播客是播客的一个变体，它出现的很大原因是播客的视频化可以让节目里的广告不再只是口播，而是直接的广告露出。可以注意到，在罗永浩的视频播客里，他的桌子上总会放一杯瑞幸咖啡。
除此之外，我觉得视频播客更多是一种原素材。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完整看完一期两三个小时的节目，但是一期这样的节目可以养活非常多营销号，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截取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在我的理解里，这有点类似我们之前聊的综艺直播，我把内容全部给你，你拿到自己想要的，反正它已经足够长。而且播客有点弱剪辑，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时候就会让听众感觉内容非常自然，那这样的内容对于用户来讲也是有一定信任度的。
王鹏凯：我最近的感受是，不管是在线上收听内容产品，还是在线下参与对谈活动，观众越来越在乎的不是这一场对谈能让自己增长什么知识，得到一个之前没有太想到的视角，最主要的需求变成了观众想要从其中获得人生的启示。
拿上海书展期间温特森的活动来说，当请了一个作家来到现场做新书相关的活动，你在活动里基本听不到作家谈创作和文学这件事，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应该怎么办？”当然这跟作家的创作是有关联的，但这类提问动作是想要得到回答，或者是一种共鸣。而作家给的回应也并不新鲜，温特森说“做你自己”，“你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的”，这些话我们在泛心理学领域已经听过无数遍。但当下大众好像就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人，对你说出想听的话。
所以那么多名人愿意下场做这件事，或许真的能有受众，因为在刚才讨论的场景里，重要的不是表达的内容，甚至不是创作的质量，而是一些个人形象和符号。这个时候名人IP是很重要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受众，那些受众就是想要听他们讲这些话，他们做节目就是会有人买单。
丁欣雨：我看到一个博主说，采访过剩意味着我们对于关系和亲密性的稀缺。我们在视频中看到两个人互相追问、理解，几个小时过去，一个人的童年、失败、爱情都一层一层被揭开，坐在屏幕之外的观众就也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参与到一个深入的关系中。帖子说“我们消费的不只是他们输出的观点和信息，而是一种关系发生的幻觉。”而且在长谈里，除了很多社科类语言被使用之外，也的确有往心理层面走的语言，包括对于过去经历的溯源、归因。
但一次采访到底能够揭露多少？我觉得这是存疑的。我们也会去做采访，能感觉到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大家打开心扉是比较困难的，他们针对某个提问会提前准备好一套言辞，有可能是人设的塑造，也可能就没有必要跟你讲真心话。
王鹏凯：但是今天我们去看视频播客，双方都是准备好要敞开心扉的。不需要想什么办法让他们打开自己，因为他们选择来节目就已经做好了要袒露自己脆弱的准备，甚至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过去做的访谈节目像《十三邀》，还会为了把观众留住，一期只播出四五十分钟，在三个不同场合拍摄的采访会穿插着剪到一块，中间放其他相关素材。但现在的视频播客完全没有任何换景，两个人坐在那边一直聊，镜头正反打，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我有时候觉得它是反内容逻辑的，为什么收听量这么高呢？
丁欣雨：其实画面尽可能做简单，它就既可以满足看视频的人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只听音频的人的需求。很多人会把视频小窗口播放，不用眼睛去接收视频播客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和错过。还有一个感觉是，大家也对这种简单置景有别样的迷恋，两个人坐在两侧的沙发，持续强烈的眼神注视、交流。这种坐在安静又有些舒适的封闭环境里的聊天，跟一起外出参加活动时发生的闲聊，看起来呈现出的深度或直击心灵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丁欣雨：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就连品牌方也在主动趋向寻找一些有表达意愿、输出能力比较好的人做代言和宣传。打开播客app，能看到很多奢侈品或是新兴品牌在做自己的播客。过往的广告都是偏视觉为主，但现在会比较依赖语言。
王鹏凯：我想到上周一个热帖“大陆到底有没有Z世代的城市文学”，有个讨论指出，现在的文学作品，或者广义的大众书写，越来越难直接记录和回应我们的当下生活，有一部分原因是更晚近的一代人已经太习惯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了。当你在社交媒体里过剩表达，就没有其他空间去表达自己更丰富的一面。
这件事跟我们聊的长内容播客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很依赖社交媒体里的表达，会说“鲁豫说的这句话太对了，她精准概括了我的近况”。大家习惯从他人的语言中摘取出某几句对自己的生活适用的话。但这种情况会让人们忽略原来那场讨论的具体语境。我觉得这样的接受状态，就还是在依赖语言，而无法看到语言背后的其他东西。就像我上次写萨莉·鲁尼的结尾，她说，要明白生活你要经历它，你不能总是做一个分析的人。
徐鲁青：虽然这样说，但这里面会有一个工作的分工，因为做这些播客和被播客采访的人，他们的工作和特长就是语言，所以他们会一直用语言来表述这些事。我觉得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太细，导致做其他事情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语言的问题，或者没有时间表达语言，他们需要一个嘴替。嘴替也是一种工作，他们赚的是当嘴替的钱，就要把嘴替的工作做好。从职业分工的角度来看，不能说应然性层面是对的，但它是合理的一种结果。
丁欣雨：我们平时也要做类似嘴替的工作，经常输出观点，但也会觉得因为一直在做这些，也一定程度让我们生成这样观点的时间被挤压了，不是所有人在提出观点之前都经过了一定的反思或行动验证的。
李欣媛：有时候一些高度凝练的话术能准确地切中某个情况，大众是需要这些词汇的。我在想有可能是公众的表达能力在退化。现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信息泛滥而且意见很多的环境，但我们总是找不到自己的表达。从微博的140字开始，各种社交媒体就在截断我们的长语言表达，我们说出的很多都是瞬时的、未经沉淀的反应。就像我身上很痒但不知道自己哪里痒，而这些高度凝练的话术和有丰富内容的访谈就像一个痒痒挠，一下就让人意识到，确实是这个地方痒。
丁欣雨：我们的口头表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装点，我们越来越说得多且精致，但其他方面展现给他人的变少了。就比如现在都要用社交媒体交流，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说话的语气，给对方传达的感觉和他人的回应给你带来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也会加剧人们在语言表达方面钻牛角尖，或者是变敏感的倾向。
鹏凯做的一篇关于《池塘》作者克莱尔-露易丝·本内特的采访，当时谈到约会文化，她说在约会软件上跟他人聊天，一切交往都停留在意识层面。但对她来说这非常累，你一直在讲话，但如果不讲话了，你们俩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联结的感觉还能继续吗？反而跟那些没有办法找到共同话题，交流不那么顺畅的人，她感觉更亲近更良好。我觉得这提供了一个挺特别的角度，我们很渴望在语言上跟他人达到一致，形成彼此的认同，但语言描述的过程也可能会干扰那些需要用直觉、洞察或迅捷判断来做决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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