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每天傍晚都要往西边望一望。他住在开滦煤矿家属区最边上的那排平房里，窗户正对着废弃的采煤区，那里立着几座锈成了铁红色的井架，像几根戳在地里的枯手指。其中一座最高，顶上横着三道钢梁，第三道梁中间挂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

安全帽挂了快二十年了。

老周今年七十二，在矿上干了一辈子采煤工，下井四十二年，退休那年正好赶上矿上关停。他的右膝盖里至今还有半块煤渣没取出来，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像肚子里有个小钟在敲。可他现在每天最大的事就是站在窗前往西看——那顶安全帽还在不在，帽檐朝哪个方向，里头有没有鸟住进去。

儿子说他闲得慌。老周不吭声，第二天照看。

那顶安全帽是老刘的。老刘跟他一批下井，同一班，同一组。二十年前井下出过一次透水事故，水从掌子面西侧涌进来的时候，老周和老刘正带着几个新工人在检修设备。报警器响了，水声轰隆隆从巷道深处追过来，黑水卷着煤渣，灌得飞快。

老周拉着一个新工人就往东跑，跑了几步回头看，老刘正把最后一个小伙子往外推。水已经漫到腰了，老刘冲老周吼了一声："带他们走！"然后转身往西边去了。

西边是备用的逃生通道，水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老周带着人从东边爬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蹲在井口等了一整夜，等到天亮，等到第三天，等到最后清理出来的遗体里没有老刘。巷道西段坍塌了，堵死了，老刘和那段巷道一起留在了地底下，再也找不着了。

过了头七，老周上井架去系了顶安全帽。老刘下井前刚换的新帽子，搁在更衣箱里还没来得及用，帽沿里侧用油笔写了个"刘"字，笔画粗粗的，是老周认得的那笔字。他把帽子挂在最高的那道横梁上，系了个死扣，风吹日晒二十年，那绳子不但没烂，反而勒进了铁梁的铁锈里，像是长在上面了。

帽子搁在那儿，起初几年老周隔几天就要上去擦一擦，后来腿脚不行了就只在底下望。有一年春天他忽然发现帽子里多了些干草和碎羽毛，一只灰麻雀在里面做了窝。他站在底下仰头看，那小麻雀从帽檐里探出头来叽叽喳喳地叫，尖尖的小嘴一张一合。老周在底下站了很久，心想老刘要是看见了，肯定要笑他——给死人挂帽子，倒让活鸟住了进去。

后来每年的麻雀都在那帽子里做窝。春来秋走，一窝接一窝，帽沿上积了厚厚一层鸟粪，白花花的，把黄色的帽壳染成了灰白。老周的儿子说爸我给你取下来清理清理吧，老周摆摆手说不用，鸟住着就住着。

有一年秋天风特别大，刮了三天三夜。老周躺床上睡不着，听着窗外呜呜的风声，心里惦记着那顶帽子。第三天风停了，他一大早蹒跚着走到井架底下仰头看，帽子还在，只是帽檐被风吹得歪了个角度，里的鸟粪撒了一些下来，落在钢梁上，星星点点的白。

老周站在底下看了半天。阳光从井架的铁格子间漏下来，一格一格地铺在他身上。他忽然想，老刘在里面待了二十年了，他这辈子再也没下过井，可每天站在这儿往上看的时候，脚底下那四百米的黑暗好像就没那么长了。

去年深秋，麻雀飞走之后，帽子里空了。老周照例每天去看，看着空荡荡的帽口对着灰蒙蒙的天。有天傍晚他去的时候，发现帽沿上落了一片梧桐叶，枯黄的叶子正好盖在帽口上，像谁给它盖了层被子。老周在底下仰头看了很久，直到脖子酸了才低下。回家的时候天快黑了，井架的影子拉得老长，拖在地上像一道黑铁轨。

今年春天麻雀又回来了。老周听见叽叽喳喳的叫声那天，特意换了双好走的鞋，走到井架底下仰头看了半天。麻雀还在，叽叽喳喳的，帽檐里探出三张小嘴，挤挤挨挨地等着喂食。

老周在底下笑了。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膝盖没那么疼了。

后来矿上说要拆废弃井架，安全起见。家属区的人来通知老周，老周没说话。过了两天他又去看，那顶安全帽还挂在那儿，帽沿上的鸟粪又厚了一层，白的黄的，叠了几十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老刘属羊，退休那年本来该他请全组吃顿饭的。井底下的人约定俗成，谁退休谁请客。可老刘没等到那天。

老周那天从井架底下捡了块碎煤，搁在窗台上。每天傍晚还往西望，望那座最高的井架，望第三道梁中间那顶已经看不出黄颜色的安全帽。

帽子里有鸟粪，有干草，有春天新来的蛋和秋天飞走的羽毛。那个再也上不来的人，用一顶帽子在铁梁上养了一窝又一窝的鸟。老周想，这大概也算请过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