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冬，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台湾问题时，反复强调一个原则：台湾回归祖国，不能只考虑军事手段，也要照顾台湾同胞和国民党方面的实际处境。这个判断，代表了当时中央对台政策的重要变化。

不过，标题中所说的“双方6点条件已谈妥”，在公开档案和权威史料中，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两岸曾签署或正式敲定这样一份完整协议。相关说法，大多把不同阶段提出的政策主张、民间转递的信息，以及后来的概括混在了一起。

真正有历史依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台政策从“武力解放”逐步转向“和平解放”的过程。这一变化，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同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国际环境和台湾内部局势密切相关。

1949年渡江战役后，解放军一度把解放台湾列为重要任务。粟裕负责筹划相关作战，部队也进行了渡海训练。然而，人民解放军当时海空力量薄弱，金门战役已经说明，仅凭陆军强渡海峡，风险极大。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参战部队因缺少海空军支援，遭受重大损失。这场战斗让中央更加清楚地看到，台湾海峡不是长江，岛屿作战也不是城市攻坚。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强行进攻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问题被直接卷入冷战格局。原本属于中国内政范围的两岸问题，突然增加了国际军事对抗因素。此后，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被迫调整，政策重点也开始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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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以后，中央公开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和有关人士时，多次表示，只要台湾方面愿意回到一个中国框架内，许多问题都可以商量。这里的“商量”，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包含了对台湾社会制度、军政人员安排和生活待遇的现实考虑。

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两岸关系一度极为紧张，但炮击也有其复杂背景。它既是军事斗争，也是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警告。值得一提的是，炮击并没有把两岸联系彻底切断，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谈判和沟通的空间。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央对台工作中出现了更具体的设想。周恩来曾通过有关渠道概括出“一纲四目”：一个中国原则不能改变，台湾回归后可以保持原有社会制度，军政人员和各类人员的安排可以从宽处理，台湾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也可以得到支持。

这套思路后来被一些文章扩展成所谓“六点条件”，其中包括国民党方面保留一定政治地位、台湾地方官员待遇不变、军队进行整编，以及中央帮助台湾发展经济等内容。它们与当时的和平统一设想确有相似之处，但不能据此断言蒋介石已经同意，更不能说双方已经完成正式谈判。

当时，两岸之间确实存在秘密接触。国民党元老陈诚、张治中等人的动向，也曾引起各方关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件事向台湾方面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只要承认一个中国，过去的身份和经历并不必然成为回归后的障碍。

但李宗仁回国，并不等于蒋介石准备赴大陆谈判。蒋介石始终坚持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也担心一旦启动正式谈判，台湾内部会出现权力震荡。美国方面同样不愿看到两岸达成政治安排，军事援助和安全承诺都在影响台湾当局的判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陆政治和社会秩序经历剧烈变化。一些原国民党将领、民主人士受到冲击，相关消息传到台湾后，进一步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即便大陆方面此前提出过宽大政策，台湾方面也很难完全排除对政治清算和社会动荡的担心。

有意思的是，双方真正接近的地方，不在于一份已经签字的“六条协议”，而在于都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立场。大陆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由国民党主导中国统一。两种立场看似相距很远，却仍然留下了谈判的缝隙。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此前有关两岸接触的传闻不断，但没有形成成熟、公开、可执行的谈判方案。蒋介石去世后，台湾政局进入新的调整期，原本就脆弱的沟通渠道更加难以推进。

因此，所谓“60年代台湾差点回归”，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那一时期，两岸曾出现过较为明确的和平统一设想，也存在通过中间渠道进行接触的可能，但距离正式达成协议仍有很大距离。外部势力的介入、双方政治互信不足，以及大陆内部后来发生的剧烈变化，共同使这条道路最终没有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