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全美的马萨诸塞州母亲Lindsay Clancy杀害三个亲生孩子案，在经历数周庭审、85名证人作证以及长达7天的陪审团审议后，最终仍然没有迎来裁决。
9月4日下午，Plymouth Superior Court法官William Sullivan正式宣布审判无效。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超过36小时讨论，始终无法就Clancy是否应该为杀害三个孩子承担刑事责任达成一致意见。
这已经不是陪审团第一次向法官报告陷入僵局。根据媒体披露的一张陪审团长便条，当时的分歧很可能已经缩小到11比1，也就是说，大多数陪审员似乎已经倾向同一种结果，但仍有一人坚持不同意见。
陪审团长还表示，这名成员虽然承认案件存在“合理怀疑”，却对法院关于合理怀疑的法律指示存在不同理解。辩方因此要求法官进一步调查，甚至希望撤换这名陪审员，但相关请求最终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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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上午，陪审团再次表示无法打破僵局。Sullivan法官认为继续要求他们讨论已经很难产生结果，因此准备宣布mistrial，也就是审判无效。
就在正式宣告之前，Clancy的辩护律师Kevin Reddington又发起紧急上诉，希望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介入，要求继续审议或进一步处理那名“坚持不同意见”的陪审员，但州最高司法法院拒绝干预。
随后，Sullivan重新召集陪审团，正式宣布本次审判结束，但没有形成任何有罪或无罪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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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发生在2023年1月24日。Clancy当时住在马萨诸塞州Duxbury，是一名前产房护士。当天，她在家中杀害了三个年幼的亲生孩子，分别是5岁的Cora、3岁的Dawson，以及仅8个月大的Callan。
两个较大的孩子很快死亡，Callan被送医抢救后数日不治。控辩双方对于“是谁杀了孩子”其实并没有争议，Clancy的律师也承认，是她亲手勒死了三个孩子。整个案件真正的核心，从一开始就是她当时究竟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案发当天，Clancy让丈夫Patrick外出购买外卖和药物，随后在丈夫离家期间，使用运动弹力带勒住三个孩子。杀害孩子后，她割伤自己的手腕和颈部，并从住宅二楼窗户跳下。她在坠落中受到严重脊柱损伤，此后腰部以下瘫痪，需要依靠轮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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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案发以来，她一直被羁押并接受精神科治疗，目前仍在Tewksbury State Hospital。此次审判无效并不意味着她获得自由，而是案件状态重新回到审判前阶段，她仍会继续被羁押，等待检方下一步决定。
检方认为，这不是一起在完全失去理智状态下发生的悲剧，而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杀人行为。
控方在庭审中强调，Clancy案发前安排丈夫离开家中，查询餐厅营业时间，并在丈夫外出后实施杀害行为，这些细节在检方看来说明她当时仍有思考能力，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检方因此主张，她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并没有严重到完全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应当为三个孩子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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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的说法则完全不同。Clancy的律师承认她长期存在严重心理问题，并认为她当时处于产后精神疾病甚至产后精神病状态，同时还服用了多种精神科药物。
辩方主张，她案发时已经无法正确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也无法正常判断对错，因此应当根据精神疾病抗辩原则被判“因精神疾病而无罪”。换句话说，双方并不争论她是否杀了孩子，而是在争论她杀人时的大脑和精神状态，究竟是否允许法律把她视为一个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人。
陪审团面对的选择也比普通刑事案件复杂得多。他们并不是简单在“有罪”和“无罪”之间二选一，而是可能在因精神疾病无罪、普通无罪、一级谋杀、二级谋杀以及过失杀人等不同结论之间进行判断。
任何一种结果都必须获得12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人坚持不同意见，就无法形成正式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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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周庭审，陪审团听取了85名证人的证词，并查看了200多份证据，其中包括医疗纪录、精神科专家意见、短信、搜索记录以及案发前后的各种行为证据，但最终仍然无法在Clancy的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问题上达成共识。
审判无效之后，案件最大的悬念就是检方是否会重新审判。Plymouth County地方检察官Timothy Cruz在法庭外表示，他不会立即公布决定，而是会先与检察团队讨论，并在后续正式法庭程序中说明下一步计划。
从法律上来说，检方可以重新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并让另一组陪审团重新审理，也可以调整部分指控、考虑较轻罪名，甚至与辩方讨论认罪协议。
当然，检方理论上也可以选择不再重审，但从Cruz当天的公开态度来看，他仍然坚持最初提出一级谋杀指控的决定是正确的，因此目前并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检方准备放弃案件。
法院已经把下一次案件状态听证安排在9月29日。届时，检方可能会更明确地表态是否要求第二次审判，以及如果重审，指控和策略是否会发生变化。
Clancy的辩护律师Reddington则表示，如果案件在今年秋天再次开庭，她会做好准备。此前他也曾批评检方坚持一级谋杀罪，因为这意味着案件必须交由陪审团裁决；如果检方调整为较轻罪名，未来可能出现法官审判或认罪协议等其他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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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法律分析人士认为，重审的可能性并不低。CBS法律分析师Caroline Polisi指出，第一次审判无效虽然对所有当事人都十分痛苦，但对控方来说，也等于获得了一次重新调整策略的机会。
检方现在已经知道哪些论点没有说服陪审团，也清楚辩方会怎样围绕产后精神病、药物治疗和精神状态展开抗辩。如果再次审判，控方很可能会把案件讲得更加精简，不再花太多力气质疑Clancy是否真的患有严重心理疾病，而是把焦点集中到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即使她当时患病，她是否仍然知道杀害孩子是错误的。
这起案件之所以在美国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也正是因为它触碰了刑法和精神医学之间最难处理的一条界线。
一方面，三个年幼孩子确实死在母亲手中，案件造成的后果极其惨重；
另一方面，产后精神病又是一种真实存在、可能严重影响现实判断能力的精神疾病。如果未来Clancy被判“因精神疾病而无罪”，这也不代表她可以立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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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仍可能被长期甚至无限期留在精神卫生机构接受治疗和评估，直到法院和医生认定她不再构成危险。相反，如果她最终被认定具备刑事责任，并以一级谋杀罪定罪，则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因此，这场审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她有没有杀孩子”，而是法律究竟应该把她视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行为性质的杀人者，还是一个因为严重精神疾病而失去刑事责任能力的患者。
经过7天、超过36小时的闭门讨论，12名陪审员最终仍无法给出统一答案。这意味着，持续三年多、备受全美关注的案件并没有结束，而是可能要由另一组陪审员重新面对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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