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月12日，湖北武昌城外，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等待的不是一场普通攻城，而是一个改变进军方向的机会。连续多日强攻未果后，城墙依旧坚固，清军也没有立即崩溃，真正决定胜负的，竟是一场藏在地下的较量。
武昌并非寻常州府。它扼守长江中游，汉口、汉阳隔江相望，向上可控岳州，向下能够牵制九江、南京。对刚刚从广西北上的太平军而言，拿下这座湖北省城，意味着队伍第一次真正撕开清王朝地方防线。
此前的太平军并不轻松。1852年，他们在湖南道州、江华、嘉禾、郴州等地接连推进，兵力迅速增长，但桂林、长沙两次受挫，也暴露出缺乏攻坚器械和水军的短板。
尤其是长沙之战。1852年8月，萧朝贵率林凤祥、李开芳等部突袭长沙，开局一度占据主动。可是清军援兵陆续赶到，萧朝贵又在战斗中阵亡，太平军围城数月，始终无法突破城防，只能于当年11月撤离。
这次撤军并不是简单败退。太平军决策层很清楚，继续困在长沙城下，只会把已经积累的兵力消耗掉。转向北方，寻找水路和更薄弱的防线，成了更现实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战略转折来自一批船只。太平军抵达益阳一带后，获得了商船、民船以及熟悉水道的船工、水手，原本在广西损失殆尽的水师重新搭起架子。杨秀清意识到，长江不是障碍，反而可能成为最快的通道。
于是，太平军没有按原先经常德、进中原的设想继续北上，而是转向洞庭湖，直取岳州。1852年12月11日，岳州清军守备松动，地方官员出逃，太平军很快控制这座长江要地，并缴获了粮食、火药、船只等军需。
岳州失守后，武昌的门户洞开。清军原本把大量兵力调往湖南，湖北省城反而兵力空虚。湖北巡抚常大淳急忙收缩防线，将外围关隘守军撤入武昌，又下令焚毁城外民房，试图清理太平军的接近路线。
这一命令造成的结果十分严重。百姓失去房屋，怨气迅速积累，部分民众转而向太平军提供消息和帮助。守城者本想制造一片无人地带，却让城内外的对立更加尖锐。
1852年12月中下旬，太平军水陆并进。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率水师沿洞庭湖、长江东下，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则率陆军跟进。石达开留下部分兵力驻守岳州，以防清军从后方袭扰。
12月22日前后，汉口、汉阳相继被太平军控制。长江水面落入太平军掌握，武昌三镇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陆军也推进到洪山、小龟山等处，逐渐形成合围。
武昌城内的清军并非没有抵抗。城墙高厚，火炮齐备，太平军从水陆方向发起数次冲击，都付出了伤亡代价。强攻不成，杨秀清便把注意力转向城墙根部。
太平军土营开始作业。士卒在文昌门一带挖掘地道，利用夜色、雾气和细雨掩护，把通道一点点向城墙下方推进。挖土、运土、安置火药，任何一个环节暴露，都可能遭到城上炮火轰击。
据太平军方面的记载，攻城部队先后开挖三条地道，并把装有火药的器具送到城墙下。清军当然也察觉到异常，曾试图从城内挖掘反坑道，但判断和行动都没有赶上太平军的进度。
1853年1月12日凌晨，武昌城外雾气未散。杨秀清下令同时点火，爆炸声接连传出，文昌门附近城墙被轰开缺口。太平军突击部队随即冲入，守军阵形迅速松动。
“缺口已经打开，跟上去！”
这类简短命令，决定了几个时辰的战局。林凤祥率部从突破处攻入城内，其他各路太平军也趁势推进。城防一旦被撕开，清军此前依赖的城墙、炮台和门禁便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常大淳见大势已去，自尽身亡；清军将领双福也在混战中死亡。关于守军伤亡数字，各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武昌守军遭到重创，已是确定事实。太平军由此占领武昌，第一次把旗帜插在清王朝的省城之中。
这场胜利的分量，不只在于一座城。太平军从广西起兵以来，曾因攻不下坚城而受挫；武昌则证明，依靠水陆协同、集中兵力和地道爆破，他们已经具备攻取大型城市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长江航道从此成为太平军继续东进的主轴。
武昌城内缴获的粮械、船只和军需，也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条件。此后太平军顺江而下，目标逐渐指向九江、安庆与南京。那声从城墙下传出的爆炸，震开的不只是二十余丈的缺口，也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布局彻底越出了两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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