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乌鲁木齐军区机关里，摆在干部面前的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一场军队体制的大调整。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同时将原有的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乌鲁木齐军区撤销，原新疆军区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军区撤销，并不等于新疆的军事任务减轻。相反，这片地域辽阔、边防线漫长的土地，依旧需要稳定的指挥体系。调整之后，新疆军区改归兰州军区领导，原乌鲁木齐军区的干部也分别作出安排。
这场变动中，有三个人格外引人注意：最后一任司令员肖全夫，第一政委王恩茂，第二政委谭善和，以及最后一任参谋长任书田。前两人后来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任书田则因身体原因按正兵团职退休。
肖全夫是安徽金寨人，1928年便参加革命，起初还是儿童团成员。1930年，他进入红四方面军，先在总部工作，后来主动要求到基层，经受战火锻炼。
年纪小，不等于怕吃苦。反“围剿”作战、川陕边界转移，他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也担任过抗大分校支队长，参加过反“扫荡”和十里铺伏击战。
解放战争中，肖全夫担任四野第46军第137师师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又任第46军军长，率部赴朝作战。部队返回后，他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和边防工作，逐渐形成了稳健、务实的工作风格。
1979年，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肖全夫出任司令员。对他来说，新疆并不是一处普通任职地。边防、民族工作、军民关系和战备建设，哪一项都不能只靠命令解决。
军区即将撤销时，肖全夫曾考虑离开领导岗位。熟悉他的干部都知道，他并非看重个人职务。有人劝他再作打算，他只说：“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这句话朴素，却很符合他的性格。
中央没有让这位老将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肖全夫后来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继续参与国家事务。军区番号消失了，但他在新疆多年积累的经验并没有被搁置。
王恩茂与新疆的联系，则更早、更深。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部队面临粮食不足、交通困难和生产恢复缓慢等问题。王恩茂随王震等人参与新疆工作，长期在南疆一带组织部队和地方恢复秩序。
当时的任务很具体。修渠，垦荒，恢复农业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部队干部被分派到基层，既要做政治工作，也要参与生产建设。新疆后来逐步摆脱物资匮乏的局面，与这些长期而细碎的工作密不可分。
1955年，新疆军区改为大军区，王恩茂曾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重视农业和水利，也关注边远地区的基层建设。许多荒地被开垦，交通和灌溉条件逐步改善，军队与地方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离开新疆多年后，王恩茂于1981年重新回到这里，担任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时新疆面临的重点，已从接管和剿匪，转向边防建设、部队整顿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
谭友林离任后，谭善和接任第二政治委员。谭善和1926年参加革命，受过红军大学教育，长期从事政治和后勤工作。与单纯依靠战场指挥相比，他更擅长做组织协调和思想政治工作。
谭善和在新疆工作时间较长，对军区机关、部队情况和地方关系都比较熟悉。与肖全夫、王恩茂共事期间，几个人分工不同，却能互相配合。1985年军区撤销后，谭善和也提出离开岗位，但同样被安排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王恩茂则转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安排，既考虑了他的资历，也保留了他处理新疆问题的经验。
相比之下，参谋长任书田的军衔并不算高。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低一些，经历却并不简单。
抗日战争时期，任书田所在部队遭遇日军围攻。为掩护主力转移，他与战友留下阻击，不幸被俘。押往东北途中，他带着几名战士冒险跳车，逃脱后重新回到部队。
解放战争中，他进入西北野战军，随部队向新疆进军。新疆和平解放后，部分反动势力借起义部队内部矛盾制造混乱，哈密一带尤为复杂。任书田当时担任团长，率部参与平息当地叛乱和维护秩序。
此后，他长期扎根新疆，先后在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还担任过北疆军区副司令员。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参谋长，正是因为他熟悉新疆情况，也有较丰富的边防和部队管理经验。
军区撤销后，任书田没有再担任新的领导职务，最终以正兵团职退休。一个大军区的撤销，牵动的不只是机关牌子和编制数字，也包含一批老干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有人转入顾问机构，有人回到地方，有人因身体原因离休，各自的安排不同，服从组织调整这一点却相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