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6日，北京八宝山公墓，胡公冕的骨灰安放仪式正在举行。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等单位送来花圈，邓颖超也敬献了花圈。悼词没有回避他一生的曲折，而是肯定了他在战争年代为革命所作的贡献。
仪式前两个月，胡公冕生前反复请求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1984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党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已离世多年，组织关系却在此时得到确认，这个结果，正是他晚年最牵挂的一件事。
胡公冕出生于1888年，浙江永嘉人。家境贫寒，读书并不容易。青年时期，他进过学兵营，后来在岩头广化小学担任体操教员，一边教书，一边补习高小课程。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那时，胡公冕曾在杭州随营军校当兵，旧日排长冯炽已经参加革命军。冯炽在温州招兵时遇见他，便把他带进了队伍。部队抵达宁波后，胡公冕担任革命军某师教导团排长，师长是黄郛，教导团团长则是蒋介石。
南北议和后，部队解散，胡公冕回到杭州第一师范任体育教员。表面上是教书，心里却一直在寻找救国道路。五四运动期间，他接触到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10月，经沈定一、陈望道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段党龄来之不易。入党后，他曾赴苏联学习，1922年回国。大革命时期实行国共合作，他又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参与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孙中山指示，在浙江办理代表事宜。
胡公冕与黄埔军校的关系，也不是普通的任职经历。军校筹建时，他负责在浙江招生，后来进入黄埔工作，逐步担任学兵司令。许多浙江籍青年由他选送入校，日后成为东征、北伐的重要力量。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也和这段招生经历有关。胡公冕早年认识胡宗南，后来赴浙江招生时，胡宗南起初并不愿投考。等他改变主意，招生名册已经基本确定，胡公冕便在名单末尾添上“备取生胡宗南”一行字。
胡宗南最终成为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他还得到胡公冕提携，先后担任副营长、代理营长、团长。多年之后，周恩来曾在1948年至1949年间四次派胡公冕争取胡宗南，但这一努力没有成功。胡宗南没有答应，亦未因此加害胡公冕。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胡公冕已察觉形势异常，并向党组织报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胡公冕被列入通缉名单。后来他北上武汉，进入张发奎部任团长，原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却因留在武汉处理善后事务，未能赶上。
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曾在上海潜居。1928年，他回到家乡，试图组织农民运动。为了取消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胡公冕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这是他一生中始终无法释怀的政治失误。
1929年，胡公冕在上海见到周恩来，表达了重新回到组织、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周恩来理解他的处境，但也指出，脱党声明不能轻率作出。胡公冕后来仍为革命工作，却长期以党外人士身份活动。
1930年，中央军委根据浙南革命形势，决定派军事干部前往领导武装斗争。胡公冕抵达后，将分散的游击力量加以整编。1930年5月初，红十三军在浙南成立，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部队鼎盛时期达到六千余人。
可惜，浙南根据地很快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剿。红十三军主力被迫分散，至1932年5月斗争失败。胡公冕随后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关押将近四年。蒋介石没有立即杀他，仍试图利用旧日关系劝其改变立场，顾祝同也曾出面劝说，胡公冕始终没有接受。
1936年2月，邵力子出面保释，胡公冕走出监狱，却一度被软禁在西安。西安事变后，他才真正恢复自由。抗战时期，他凭借早年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经历，在国共两党之间开展联络和统战工作，继续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为革命出力。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及时提出恢复党籍。1964年，胡公冕再次向组织递交申请，并写下万余字的经历材料。他承认自己组织观念不强、理论学习不足，也承认出狱后没有主动请求审查，导致从共产主义战士变成了一名普通的抗日爱国者。
新中国成立后，胡公冕没有离开国家建设的工作。1950年11月，他出任政务院参事，后来成为国务院参事。职务并不显赫，贡献却有其特殊性。直到1979年6月30日病逝，胡公冕仍惦记着那份迟迟未能恢复的党员身份，终年九十二岁。五年后，组织终于替他完成了这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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