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744年）春天，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长安。他在这里待了不到两年，得到一个"翰林供奉"的头衔，写过二十来首陪皇帝游玩的诗，然后被"赐金放还"。
李白到底算什么身份，这件事一直说不太清。李阳冰在《草堂集序》里说，李家是陇西成纪人，"中叶非罪，谪居条支"，到神龙初年才"逃归于蜀"。范传正给他写的墓碑更直接，说他父亲"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客，就是外来户。没有户籍，谱牒不明。所以后来《旧唐书》说他是山东人，李阳冰和范传正说是蜀中绵州，吵了一千多年也没吵拢。这种分歧本身就说明问题。
诗名倒是早就起来了。贺知章读《蜀道难》，惊呼"谪仙人"，解下金龟换酒与他对饮。这事见于唐人孟棨《本事诗》，学者多认为是轶事传闻。可李白在开元年间就已诗名播于京城，这一条是可信的。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诗名动京城的人，为什么要一封接一封地写自荐信？
《与韩荆州书》最有名。开篇就是"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中间自报家门："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末尾更直给："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这封信写给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以乐于荐举后进知名。类似的他还写过《上安州裴长史书》《与贾少公书》，措辞都差不多：把履历铺开，把对方的声望抬高，然后请求引荐。你要是连着读上三封，会发现套路几乎没换过。
有人把这解释成性格。说他清高得不够彻底，骨子里还是想当官。
这个解释省力，但站不住。
在唐代，向权贵投献诗文以求荐举，是一整套公开的社会惯例，叫"干谒"。王维年轻时走的是岐王和玉真公主的路子，白居易拿《赋得古原草送别》去谒顾况，杜甫在长安困了十年，投赠过的对象能列出一串名字。那不是几个人的个人选择，那是一个没有完整聘任体系的社会筛选人才的中转方式。李白写这些信，本身一点都不丢人。
顺便提一句，杜甫在长安那十年投赠过的诗里，有一首写给鲜于仲通，措辞之低，读起来比李白这封还难受。可从来没人拿这个说杜甫。
他非写不可，是因为唐代科举对考生出身有一道硬门槛。翻开《唐六典》和《新唐书·选举志》，门槛写得清清楚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刑家之子不得应举。李白两条都占了。商人家庭，加上一个有罪谪背景的家族。进士科的考场，他根本进不去。
还有一道。考生须由本州县解送，得挂靠一个地方户籍报名。李白的父亲叫"客"，一家人自西域逃归蜀中，连"哪里人"都说不清。
于是只剩两条路可走。一是"制举"，皇帝临时下诏特开的科目，但也要有人推荐。二是隐居养望，等名声大到皇帝亲自来召。
两条他都走过，都不顺。开元年间他第一次进长安，隐居终南山，结交玉真公主、张垍一类人物，待了一阵，没结果，失望而去。隔了十几年，到天宝元年，第二次机会才落到他头上。
唐代大诗人里，为求一官半职耗掉半生的不止他一个。但李白特殊在：别人是在考场上被人比下去，他是在考场门口就被挡回来了。
天宝元年那次，他因玉真公主与道士吴筠的推荐被玄宗召见。《新唐书》写得很细："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
玄宗问他的是当世事，他答的是一篇颂。
亲为调羹，待遇够高了。可"供奉翰林"这四个字得说清楚：它不是中书舍人，不是拾遗补阙，不参预军国机务，是陪皇帝写字作诗的技术岗位。清贵，没有实权。他在长安留下的代表作是《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写得极好。可这是写花，不是写政事。伺候过一场牡丹，和参与一次决策，中间隔着整个仕途。
至于"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情节出自《唐国史补》《酉阳杂俎》一类唐人笔记，《旧唐书·李白传》里只有"尝沉醉殿上"六个字。脱靴的细节一代代累积而来，通常归为笔记传闻，当不得信史。但无论哪一版记载，落点都一样：他在长安待不满两年就走了，而且是被请走的。
《旧唐书》说他"自知不为亲近所容"，于是请求还山。唐玄宗"赐金放还"。翻译成大白话：钱照给，人请走。
再说回那些诗。
今人把"不屑"当作李白的本性。"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出自《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于天宝四载（745年）前后，是离开长安之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一般系于天宝十一载（752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上元元年（760年）以后的作品了。
这几句最"李白"的诗，全部写于长安之后。
倒不是说他此前不这么想。只是，一个人反复强调自己不在乎什么的时候，通常是因为那件事刚刚发生过。李白的"不屑"里有天性，也有被制度挡在门外之后给自己找的一个台阶。
这个台阶他找得很成功。一千多年后，所有人都以为他天生就站在上面。
如果天宝元年那道诏书写的是中书舍人，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概就不会有了。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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