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北平一处会客室内，周恩来见到了刚从海外归来的熊向晖。分别多年，周恩来没有急着谈职务，也没有追问旅途，而是先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熊向晖等这句话，等了整整两年。王石坚被捕、住处被抄，自己和妻子却始终没有暴露，这个疑问一直压在心里。
熊向晖的身份，不能简单用“打入敌营”概括。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经周恩来部署，他进入胡宗南主持的青年战地服务团，随后被送入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毕业后，他成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长期接触军事部署、往来电文以及蒋介石发来的密令。
这一步安排，并非碰运气。胡宗南重视学历、出身和谈吐，也愿意重用看起来忠诚可靠的青年知识分子。熊向晖恰好具备这些条件。更关键的是，他做事谨慎，不轻易表现政治倾向，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值得信任的亲信”位置上。
1943年，蒋介石曾考虑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后的政治变化，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长期驻守西北，承担封锁任务，对这一计划颇为积极，甚至调动部分河防兵力。熊向晖获悉相关部署后，将重要情况送往延安。
党中央没有被动等待。相关计划被及时揭露，并通过外交渠道扩大影响。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若贸然袭击延安，势必承担破坏团结抗战的政治责任。压力之下，这次进攻最终没有实施。熊向晖提供的情报，避免了边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突然袭击。
1947年3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胡宗南再次奉命进攻延安。这一次，熊向晖掌握了进攻方向、兵力调动等情况。中央机关和群众提前转移，胡宗南军队进入延安时，面对的是一座已经撤空的城市。
有意思的是，熊向晖传出的不只是作战计划，还包括胡宗南部队通过无线电侧向测定指挥机构位置的办法。周恩来据此调整通信方式，采用小电台转发大电台，减少固定目标暴露。毛泽东在陕北不断转移，利用运动战牵制和消耗胡宗南部队。
王石坚正是这条情报线上的重要联络人。1941年夏，他受中央社会部派遣到西安，负责联络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人，并逐步建立起连接西安、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情报网络。熊向晖的重要情报，许多都经由这条渠道送往延安。
问题也由此而来。1947年9月，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秘密电台被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王石坚随后被捕。熊向晖当时已赴美国留学，妻子谌筱华则因待产留在南京。特务搜查了他们的住处，带走衣物、信件和信笺。按常理看，这些线索足以引起怀疑。
然而，熊向晖夫妇最终平安无事。王石坚在审讯中没有供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称自己是在利用这些关系。这个说法当然很难完全取信于人。熊向晖住过王石坚家后院，双方联系密切，特务机关不可能一点察觉也没有。
周恩来给出的判断，落在胡宗南身上。他对熊向晖的身份未必毫无察觉，只是这件事一旦公开，最先受到牵连的不是熊向晖，而是胡宗南本人。熊向晖多年担任机要秘书，胡宗南的大量文稿出自他手，重要电报也不避讳他。蒋介石若追问，胡宗南很难解释自己为何长期重用一个潜伏者。
更复杂的是军统和胡宗南之间的关系。周恩来认为，保密局即便掌握了线索，也会先顾及胡宗南的声誉和利益。胡宗南若主动承认身边潜伏多年，等于把自己的用人失察、军事失误和内部失控一并暴露出来。对一个极重名声、又处在派系竞争中的将领而言，这个后果无法承受。
多年以后，沈醉在回忆材料中提到，1947年秋冬，保密局方面确实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及西北通讯社负责人中可能有共产党人。毛人凤指示，涉及胡宗南部下的案卷，应先送胡宗南本人查看。胡宗南得知后大怒，并要求相关人员由自己处理，不要让蒋介石过早知道。这段材料，与周恩来当年的分析相互印证。
熊向晖真正险些暴露，还有一次发生在1946年。周恩来乘马歇尔的飞机往返延安时，曾遗失一个小本子，里面写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旁边还标有“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将本子送回，周恩来表面上没有表现出异常。后来，马歇尔观看京剧《群英会》中的《蒋干盗书》，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有意误导，最终没有把拍下的内容交给蒋介石。
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在勤政殿宴请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熊向晖也在席间。张治中认出他，惊讶地问：“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随即纠正：“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在场宾客这才知道，这位长期站在胡宗南身边的人，原来早已是中共党员。
这次公开并非临时起意。解放大西南期间，胡宗南、宋希濂曾建议把部队撤往滇缅边境。让蒋介石重新怀疑胡宗南，显然有助于阻止这一部署。熊向晖的身份，就这样在宴席交谈中被揭开，也成为一张牵动国民党内部关系的政治牌。
所以，胡宗南没有拆穿熊向晖，并不等于他毫无察觉，更不是单纯出于私人情谊。那是情报线索、派系关系、个人名声和蒋介石猜忌共同作用的结果。熊向晖藏得深，而胡宗南也有自己的难处：一旦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最危险的位置，未必是熊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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