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日，押往珠河县刑场的火车上，31岁的赵一曼提笔写下两封遗书。她面对的不是普通离别，而是与年仅7岁的儿子陈掖贤，此生再无相见的诀别。

纸张不大，字迹潦草。一个母亲能留给孩子的东西，几乎只剩下这些文字。

赵一曼曾用“宁儿”称呼儿子。她在信中写道，自己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实在遗憾；又告诉孩子，母亲是因为坚持反满抗日斗争，走到了牺牲前夕。她希望儿子长大成人，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这封遗书后来广为人知，文字简短，却把歉疚、牵挂和期待都写了进去。尤其是那句“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成为人们理解赵一曼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有意思的是，后来公开的资料中，又出现了另一封遗书。开头不再是“宁儿”，而是“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信里说，母亲到东北是来找职业的，没想到遭遇这样的不幸；还叮嘱孩子好好学习，并说：“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两封信的差别，恰恰集中在最敏感的地方。

一封明确写出“反满抗日”，另一封却把赴东北说成“找职业”；一封没有提父亲，另一封却说父亲已经死在东北。赵一曼明明是抗日人员，丈夫陈达邦当时也没有死亡，这些话为何会出现？

答案不能只从母亲写给儿子的角度去看，还要放回日伪审讯的环境中考察。赵一曼被捕后，遭受了长达数月的刑讯逼供。她曾在1936年4月获人帮助逃脱，但两天后再次被捕。日军始终试图从她口中得到组织、同伴和家属线索。

遗书并非完全处在安全环境里写成。日军可能检查，也可能截留。赵一曼在信中隐去部分身份信息，很可能不是忘记了自己的事业，而是在有意制造迷雾。

“到东北找职业”，可以被理解为对敌人的遮掩；“父亲死在东北”，也可能是为了切断日军继续追查陈达邦的念头。她不能确定这封信一定会交到儿子手中，因此文字既要寄托母爱，也要尽量不留下可以利用的线索。

不过，这种解释属于结合档案背景作出的分析，并非赵一曼留下的明文说明。两封遗书的形成过程、递交方式和保存情况，也存在资料不完整之处。把它们简单看成“前后矛盾”，反而容易忽略当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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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早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后被派往法国，夫妻二人聚少离多。赵一曼把儿子寄养在上海亲属家中，孩子很小便与父母分离。对陈掖贤而言，母亲不是一个清晰的身影，而是别人偶尔提起的一位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改名陈掖贤，父亲只告诉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却没有马上确认她就是赵一曼。原因并不复杂：赵一曼使用过多个化名，牺牲前也没有向敌人交代真实身份，陈达邦长期在国外，对东北发生的情况同样知之有限。

1950年代，随着赵一曼事迹逐渐公开，陈掖贤和父亲还看过有关赵一曼的话剧。看完之后，陈达邦曾感慨，自己的妻子也可能就是这样牺牲的。直到赵一曼的亲属经过辨认和查找，李坤泰与赵一曼的身份才得到确认，陈达邦才知道，舞台上的烈士正是失散多年的妻子。

1957年，保存于日军审讯档案中的遗书重新面世。陈掖贤随父亲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终于看到了母亲留下的文字。工作人员允许他取得遗书复制件，他回家后反复阅读，情绪失控，在手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以此铭记母亲。

那时的陈掖贤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他没有领取国家发放的烈属抚恤，也没有把烈士后代当作特殊身份，还告诫女儿，不要因为家庭背景便看轻普通劳动者。

遗憾的是，母亲留下的期望，并未替他消除成长中的缺失。长期寄养、亲情断裂，加上特殊年代的冲击，使他的性格和生活都承受了沉重压力。父亲陈达邦在特殊历史时期受到牵连，他曾为父亲辩护，也因此遭受审查和打击。

此后，陈掖贤的精神状况不断恶化。1982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53岁。赵一曼写信时希望儿子“自己壮大成长”，却没有机会陪他度过人生中的艰难关口。两封遗书保存下来的，不只是母亲对孩子的嘱托，也留下了一个家庭在战争、离散和时代风雨中的真实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