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温派人拆长安。
他挟着唐昭宗迁都洛阳，把长安的宫室、官署、民宅一并拆掉，木料沿渭水顺流漂下运往洛阳。《资治通鉴》记的是"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而下"。长安自此不再是都城。
这件事通常被写进"唐末战乱"那一节，一笔带过。它顺手带走的还有一样东西：中国的宵禁制度。
唐代长安是一座被格子切开的城市。皇城、宫城之外，其余区域划成一个个封闭的坊，坊与坊之间有夯土坊墙，四面开门，门有门吏，入夜关闭。据宋敏求《长安志》，长安有一百余坊，具体数字学界说法不一，常见的说法是一百零八个，含东西两市。居民住坊里，要到东西两市买东西，就得走坊门、上大街、过市门。
商业活动被时间和空间双重锁死。《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夜里更严。《新唐书·百官志》说左右金吾卫"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闭门开门都以鼓声为号。犯夜有刑，《唐律疏议·杂律》："诸犯夜者，笞二十。"界定精确到鼓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无故夜行者，笞二十。有公事、急病、婚丧这些例外可以放行，但要有人作保。
住在坊里什么感觉？坊内自有一套十字街，把一坊再切成四块，往下还有巷、曲。夜里坊门落锁，人就被关在自己的格子里。金吾卫的街使在主街上巡逻，闭门鼓敲过还在外面走的，就是犯夜。
唐人笔记里还留了个有意思的记载：务本坊西门有个"鬼市"，半夜聚、天亮散，见《辇下岁时记》。这算不算宵禁的漏洞，不好说。但它至少说明，夜里总有人在偷偷做生意，而且做成了。
这套制度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流行的解释是：商业发展起来了，格子装不下，坊市制自然就崩了。
这个解释在时间上对不上。
唐代长安的商业从来不算小。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二百二十行，店铺鳞次，胡商云集，还有专做汇兑的柜坊和飞钱。
要是贸易规模能冲破制度，那该发生在盛唐，可盛唐的坊墙立得好好的。反过来，中晚唐确实出现了"侵街"，临街破墙开店，或者把房屋往外扩、挤占街道。朝廷的反应是拆。唐玄宗、唐代宗、唐德宗都下过整治侵街的诏令。政府管得住，也一直在管。
而且这套制度不全是坏处，它对治安的作用很实在。一个把人口锁进固定格子、夜间关闭主要通道的城市，街面犯罪的空间被压到最小。
《资治通鉴》记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又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
这类记载当然有美化的成分，但长安在唐代前期的治安水平确实高。宵禁能撑三百年，靠的不是惯性。
制度不是被商业冲垮的，是被拆迁拆掉的。
904年那场强制迁都，把长安的物理骨架整个搬走了。宫室没了，官署没了，居民跟着走，坊墙失去维护，一座空城没人再守夜。依附于这套城市布局而存在的管理体系，载体一消失，制度本身就没有落点了。
后来赵匡胤定都汴京开封。开封的城址从战国大梁起就层层叠压，街巷格局自然长成，从来没有过长安那样规整的坊墙。
而且早在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柴荣就下了那道著名的诏书：汴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窄一些的街道余地相应递减。字面内容是关于绿化的，实际效果却是一张许可证。人户既然能在自家门前的街道上修盖凉棚，就等于承认了临街占用空间的合法性。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坊市制在制度层面松动的关键一步。
注意这个方向：不是商人闯出来的，是朝廷主动让出来的。
不过宋代的夜市也不是一夜之间放开的。北宋初年的汴京仍然设街鼓、行宵禁，到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才逐步松弛。后人熟悉的那个不夜城，是《东京梦华录》里的汴京，成书于南宋初年，追述徽宗朝的繁华：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从击钲三百声散市，到通晓不绝，中间隔的不是一场商业革命。是一次迁都，和一道诏书。
宵禁几乎从来没有被"反对"过。你要是问唐代商人想不想开夜市：想。但他们没有能力推倒坊墙，何况坊墙是夯土的，也不是推得倒的。真正把墙弄没的，是一个打算把木料运去洛阳的军阀。
再读《唐六典》那句"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眼前会有个画面：钲声响起，两市的人收拾摊子，各自回到自己的坊里，门吏上锁。这件事在长安重复了三百年，每天一次，从无例外，直到有一天，城里的人被全部搬走。
长安的钲声停在那一年。后来没有人开会讨论要不要废掉它，也没有下过一道专门的诏书。它只是没有再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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