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原创还有什么意义？|上海文学馆|作家|写作者|原创|小说|莎士比亚

《心灵驿站》

2026年，无人不谈AI。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科技革命中，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都或多或少被影响、被改变。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而我们很好奇，在AI的冲击下，今天的文学正面临一个怎样的处境？文字背后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们要如何自处？写作之余现代人的意义，又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9月2日，在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论坛中，四位评委戴锦华、格非、童伟格、周轶君（按姓名首字母排序）与嘉宾主持梁文道聚焦AI对文学创作的冲击，探讨了原创写作在今天的意义，并就本次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青年写作趋势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评委们既直面技术带来的焦虑与乱象，也强调了写作仍将是很多人生命的必须，更是我们理解世界与自我不可替代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文学的“决断时刻”，是因为在这场关乎全人类文明的冒险中，我们仍相信文学能再一次焕发生机，并带领我们找到新的道路。

下文整理自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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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AI，我们束手无策

梁文道：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叫作“文学的决断时刻”。最近几年，在全球的文学领域，特别是中国的文学领域中，出现了很多的现象和事件，给所谓的严肃文学创作、出版行业以及读者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今天我们所说的“决断”，并不是说我们要和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我们已经到了某个必须要下判断的时刻，必须要面对当前的状况——当前的写作和阅读需要有一个肯定的或者是批判式的决定。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在使用AI写作，甚至许多写作者也在深入借助AI。拿微信公众号举例，公众号现在仍然是很多人表达意见和想法的主要媒介平台，但现在有许多在这个领域颇具名气的写作者被人发现，或者他们自己坦承，他们在大量使用AI写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好奇，也想请教各位，你们如何看待AI带来的冲击？AI使用久了之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是否会在长期使用AI后，丧失某种能力？

童伟格：其实我直到今年才发现AI已经给全球的文学创作者带来了很大的焦虑，我也是直到今年才开始使用AI，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我觉得人和AI的写作在两件事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一是我们在表达时，修辞本身的流畅优美；第二是我们在表达时，所想表达的经验是否获得了充分的陈述。目前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并不完全相等。也就是说，AI生成的文字，本质上是一个均值的统计。它剔除了语言在成型过程中可能的犹豫、羞怯，甚至困难。所有的算法事实上是一种概率模型，其生产过程没有对生死的思考，没有生存的焦虑，也不用承担社会或历史的后果。

相对而言，人类语言组织的过程，本就是某个独特的个体，在混乱而受限的现实里，努力想要陈述或确立自己的过程，这样的经验表达对我而言非常珍贵——文学创作就是从零开始的创造过程，而这个过程，我一点都不想让给AI。

我认为组织语言这件事，不仅是文字技巧的问题，更是当我们面对困顿时想要努力解释心中各种幽微的情绪，或者清理自己尚混乱的心灵和思维的过程。放弃了这一点是很可惜的，而放弃了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表达和理解变得扁平化。

我对于AI对文学构成的挑战，没有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现阶段文学似乎有一个相反的任务，它已经不再追求漂亮的字句，而是需要去捕捉所有AI拒绝计算、无法进一步优化，甚至看起来残破不全的生命碎屑。我觉得普通人的表达欲望应该不会消失，但我们必须从追求修辞的流畅，转向寻找对自己而言那个不可替代的表达经验。

《心灵驿站》

梁文道：我自己有个经验，不知道是否因为语言模型尚未进化完成，有时我在看一些文字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它是AI写作。它们通常有个特点，就是太顺、太圆滑、太符合当下流行的某种口味。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格非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格非：我觉得这根本上是一个关于信息的问题。虽然AI的技术已经趋向成熟，但提供信息的工具和载体实际上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发展——报纸、出版物也不断给我们提供信息。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描绘，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完全依赖自身经验，也可以通过大量报刊、书籍的阅读来获取写作材料。

我记得五十年代日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小林秀雄，他曾在当时提出过一个警告，认为今天的作家已经不再像巴尔扎克、狄更斯那样，他们已经变得无所不能，因为如今作家们写作所需要的悲欢离合等社会与人生的戏剧材料实在太多。而AI在今天带来了一个突变——它可以代替我们写作。

戴老师或许也了解，在高校里，如今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论文考核已经变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不只是国内，欧美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而有了这一突变之后，大家更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在获取写作的相关背景信息方面，过去还需要花些力气查阅文献、地方志，如今AI完全可以快速提供我们所需的各种材料。

但具体到文学创作，我的看法是，AI写作所依据的逻辑与作家截然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AI使用的是语言大模型，通过计算预测下一个词如何出现，根据你的问题，从海量语言信息中做出回答。

当然它也可以进行创作。但我认为文学创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写作过程中有一种生成性的行为。当我们在追忆或开始创作时，首先出现在脑海的并不是语言，而可能是意象、氛围，或某种感情的刺激，这些东西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当我们希望描述自身生存经验的时候，这个经验是在不断生成之中的，甚至在写作之前，你也不一定清楚自己要写什么。

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作家在创作时，实际上是知道语言的边界的。我们所感知到的画面、某些生活经历往往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甚至不可表达。正因为不可表达，我们才会使用大量隐喻，通过复杂的语言组织，让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得以呈现。这并不完全等同于AI意义上的语言操弄。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AI的创作与作家的创作是两回事，尽管它是在模仿作家的创作，但回到梁文道老师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正因为今天写作变得极为便利、无所不能，有些作家可能会偷懒，希望AI提供参考答案，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那么这个语言的边界就会被打破。从前我们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等待一个词，比如福楼拜会花两三个月去修改一个词，反复修改几十遍仍觉得词不达意。但在今天，因为有了AI，我很怀疑那样的创作是否还会存在。

不过我与童老师的意见一致，我觉得写作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追求快乐、理解世界，并通过理解世界来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这样一种有挑战性的困难的工作，我还是希望由自己来完成。

戴锦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AI与文学写作以及普通人的表达欲，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不能孤立地把它拿出来讨论。因为AI对世界的冲击，是一个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件，它正在整体性地改写人类社会的认知、组织、生产、劳动、伦理和道德，一切都受到它的冲击。

今天的AI距离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再走出去一步，我们可能就会进入科幻小说曾经设定的那种情境——硅基智慧生命进入由碳基人类组成的世界。这件事没有先例可援引，而我们现在也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必要去讨论哪些是AI的限定，比如它哪里做得不好，为何不能模仿人类，等等。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意义不大，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刚才梁文道老师说近年来乱象横生——当然他没有用这个词，这是我用的，我说乱象横生。但乱象横生其实只是前奏，某些隐藏的问题才开始显影。比如，作家们可能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写作软件，很多写作软件其实就是语料库或文本库。今天我们如何区分哪些文字是AI的写作，哪些是人类的写作，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我仍然认为，一流的诗人和一流的作家并没有真正受到AI的威胁，受到威胁的是很多以写作为职业的人。

几年前好莱坞大罢工，首先就是由编剧协会发起，因为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中，AI已经取代了初级编剧，这引申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初，我们已经无法回答“文学是什么”。这在好莱坞尤其突出，因为好莱坞电影的主体是类型片，类型片就是一种叙事模式的持续复制和再生产，每一次仅仅是细部的变奏。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比如类型化的故事、说书，是很容易被AI替代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AI可能比水平不那么高的编剧做得更好。

那么如今我们所说的文学是什么？我们心目中的文学，或者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个奖项从入围到评选，大家的阅读和批评都围绕着我们的文学观。大家的文学观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原创。但如果AI再走半步，成为通用人工智能、硅基智慧生命，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没有原创力，原创也并非碳基人类所独占的能力，所以最终的问题又回到了“人是什么”。

控制论者说，人自有人的用处。那么人的用处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原创与AI的原创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另一个大的问题是，好莱坞编剧们之所以罢工，是因为AI吃掉了我们的作品、创作成果和积累——那些曾经由每个创作者拥有著作权、出版公司拥有版权的作品，现在都以人类智慧为名被喂给了AI。这直接触及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法权结构——什么是我们的权利？随后演员工会也罢工，因为我们的脸、我们的身体，在什么意义上仍能保有这些权利？

所以，在这样大的冲击之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单独抽出来谈AI对我们写作以及表达欲的影响。比如普通人的表达欲，某种意义上反而被加强了，因为与AI对话，我们会被AI满足，AI会围绕我们的观点和表述去强化和完善我们。

格非提到的学生论文，材料之完备、论述之严整自洽大大超过了学生自身的能力。现在的我无法分辨这些论文到底是不是AI写作，我也不能因为学生的论文写得太好就说这是抄袭，所以任教四十四年来，我第一次采取了现场闭卷写作的方式，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办法——亲自看学生手写的小论文。这很笨拙，但似乎也只能如此。

从数码革命到人工智能，再到基因链被破解，人类基因编辑在美国合法化，经过合法的人类基因编辑的婴儿现在已经两岁多了。面对所有这些冲击，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讨论，人类社会和组织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以致现在我们束手无策。

我可以给学生考试，但我无法决定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当许多作家很愉悦地告诉我，AI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我陷入困顿时，AI也给我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提示，于是这里就涉及一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它的帮助？

在评选这次文学奖的时候，我想，恐怕有两个参数今天我们仍可以参照。一个参数是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的真实社会困境，以及我们对这种困境的体会、观察、思考，还有更重要的，“身受”，即困境是如何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

另一个参数是文字本身，因为文字即时携带并传递着我们的身体感觉。关于人是什么，文明始终未能给出答案，现在更难给出答案。但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我们是碳基智慧生命，我们有一具臭皮囊，我们的身体、肉身的所感——在文字中携带的我们生命的热度、身体的感觉——至少在我们的阅读中，是可以被体会的。

《玩乐时间》

周轶君：AI的发展目前仍是一个迅猛向前的过程，但有一点我们比较确定，就是人需要文学，而AI本身不需要文学。它可以无限生成、无限创造，但也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创造者不需要理解它自己所写的东西，而它的作品却广泛地被人们理解。

最近我跟两位比较年轻的视觉艺术家一起吃饭，他们一直很抗拒使用AI，后来我们提议给AI一个指令，让它生成一个短篇小说，但指令里的语言全部是没有意义、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言乱语，我们就是想看它到底能写出什么。

结果AI真的生成了一段毫无逻辑的文字，比如“一个香蕉去买了一件风衣，风衣的颜色是由某种无限讨论却无法达成共识的概念所组成的颜色”之类听起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但我们却觉得有些措辞挺有趣，没想到它可以这样组织语言。那两位艺术家说，或许可以在某次展览的时候用严肃的口吻念出这些文字，形成一种反差，也算是对我们自身语言的一种嘲讽。

但问题在于，AI可以不知疲倦地一直产出，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语言极度贫乏，如果没有新的指令输入，它就会开始陷入无限循环。由此我想到，最终定义文学的，其实还是文学的接收者，是我们人类的感受。

AI作为生成者和创造者，并不需要理解自己创造了什么，也没有戴老师所说的那种“身受”。刚刚的讨论中，我们提到了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原本的优势在于快速搜集信息，加入简单判断，从而吸引流量，但将来这类文章可能会越产越多，读者自己也能通过AI直接获取信息。所以我认为，对于信息的垄断会在未来迅速消失，我们不再能因为自己掌握更多信息而对别人说“你不懂”，这种优势将不再存在。

正如格非老师所说，AI目前更多涉及信息的传递效率问题，而文学创作却与AI的信息效率无关。就目前而言，AI生成的语言和真正的文学相比还是太平庸了，它的语言无法替代人类作家的语言。过去我们只要一翻开书就知道它是哪个作家写的，文字里的那种“人味”非常强烈，但AI的文字太圆滑、周全，以至于缺乏人的味道和质感。

最近我看过两个关于AI的重要采访，一个是《经济学人》对马斯克的采访，一个是李飞飞与一位神经学家的对谈。李飞飞提到创作中的一个问题，人类确实有很多尚未上传的东西，比如毕加索作画时脑中发生了什么？作家描写人类困境时脑中产生的“痛”或“难”究竟是什么……这些人类大脑在创意活动中尚未被数据化、格式化的东西，仍然宝贵地留在我们手中。

所以简而言之，我在想，AI对文学是否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一方面，我们对文学的定义会越来越清晰，它不是微信公众号文章，不是以信息传播效率为目的的创作，而是真正讲述人类困境的写作。

也许我们会因为共同面对AI的威胁而产生一种新的共同经验，这或许会催生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文学，我很期待。归根结底，文学属于人，只有人对它的反应才能定义文学。但未来人口可能会逐渐减少，文学所带来的共鸣也可能越来越珍贵、越来越稀少。

原创，还重要吗？

梁文道：说实话，我不太担心AI会夺走人类独有的能力这件事，因为这个想法本身挺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面对AI时常问还有什么是只有人类才能做的，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判定和追求，通过寻找只有人才拥有的东西来定义人类，这对我而言没那么要紧。

事实上，很多我们热爱的事都不是人类独有的。比如跑步，很多朋友喜欢跑步，但别说猎豹了，狗都跑得比我快，可我还是会跑。我为什么要做一件并非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同样，我也不担心某些事情AI会比人做得更好。比如AI写作的问题，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被克服，不知道AI的语言大模型能否爆发出令人震撼的作品。但如果有那一天又怎么样呢？

就像AlphaGo十年前就在围棋上赢了人类，但那些输给AlphaGo的顶尖棋手现在仍然在下棋。他们为什么还要下？因为在下棋的过程中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经验，让人快乐。无论跑步、下棋还是写作，它们都不是一个与AI比较谁做得更好的问题。AI无法替代我们在阅读、收集资料、思考、整理、下笔时的整个过程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不能被替代的。

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不那么注重这种体验。很多文化行业的从业者最初是带着某种兴趣或对体验的热爱进入这个领域，但他们慢慢就会发生变化，开始考虑做一篇文章出来后，流量有多高？拍一条片子，会有多少人看？或者，开始渴求“成为知名作家”的人设，而不再是写作本身。成为知名作家的人设，比成为知名作家的写作过程对他们而言更重要，而且这在产业上是成立的，今天的文化产业正在鼓励这种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局面，就是AI写作有时很难被界定是否算抄袭。在我看来，很多时候AI写作就是一种抄袭。比如用AI帮你总结一篇论文，做文献综述时用AI代写，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抄袭。也就是说，AI的出现正在冲击抄袭与原创的界限，而且我相信它会让越来越多人对抄袭失去感觉，因为当每个学生都用AI，整代年轻人会开始不再介意抄袭。

说实话，人类文化创作重视原创也不过几百年的事。在漫长的文学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原创与否不一定那么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与版权制度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有关。但当经济发展到当前这个地步，我怀疑未来原创这件事是否也会开始变得不重要。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你们如今怎么看待原创？原创到底还有多重要？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真的不在乎原创这件事，写作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去抄袭，很多读者也并不介意，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童伟格：我自己其实仍然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学徒，有一件事我很看重，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表达上的困难。一位作者确实遇到对他而言构成表达困难的事，而他努力寻找字句，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他可能触碰到了语言的边界。无论如何，他用文字这个有局限的工具，努力尝试去厘清自己充满困惑的事。整个过程，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它可能也正是原创性的基础。

原创性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表达如何丰富，而是因为它尽可能留存了那些不容易被表达的空白。由此，我其实在意两点：第一，过去的文学历史已经让我们知道，形式上的绝对新奇是不可能的，文学创作总牵涉到对过往前人成就的吸收。所以比起纯粹的技术翻新，我更看重一个人在自己的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是否用个人的努力对这些问题展开重新思考。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难以复制的。

除了形式上的完全翻新已经不太可能，我们也知道很多母题至今仍是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命题。比如个人的启蒙，按康德的说法，就是个人如何走出自己所导致的不成熟状态，这其实是很多小说的核心叙事；再比如代际之间的创伤经验和家庭关系。这些都不是新的题材，但仍有很多优秀而独特的创作者，在既有的范式中重新丈量那些尚未被说清的部分，从中找到新的路径。

他们可能呈现出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独特体悟，或呈现自己仍感受到的冲突，并寻找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类似于戴老师说的“文字本身携带的身体感觉”，我称之为“刺痛感”。刺痛感的彰显使我再次确定，文学上的原创性确实与对语言极限的思考有关——语言本就不足，但我们尽可能将这种刺痛感留存下来。我寻找的原创性，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第二点，从这次的作品来看，我也开始期待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所有跨媒介和跨文类的重组，能带来范式的更进一步突破。在当代文学中，文类边界的拓宽乃至混淆，其实为原创性提供了更宽阔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广泛地借鉴包括AI在内的其他思考模型的贡献。比如，在这次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将气候生态危机与原住民记忆融合在一起，有人涉猎文献学或古籍谱系学，用这样的见解重新建构与志怪相关的历史；还有一些作者打破陆地中心的视角，尝试运用多声部叙事构筑一部与海洋或南洋流散有关的史诗。这些都是可能的，很多时候原创性与所有这些连接有关，它或许能触发作者更扎实的想象与实践，为文学开拓出新的叙事空间。

格非：刚才梁文道老师说到古代社会的版权问题，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与国际版权法的出现。我想起福柯曾说过，过去作品重要，作者一点儿也不重要，没有人关注作者，所有人关注的都是作品，也没人关注民间传说是谁创作的，有无数人介入其中。所以在古代，原创与否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国际版权法出现后，作品成为私人财产，问题就变得严重。如果从罗兰·巴特或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的意义上讨论，那么百分百的原创是不存在的，因为语言并非我们发明，比喻、隐喻、意象，以及语言之间的各种固定搭配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原创，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中的原创不存在，或在今天变得不重要。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真的终结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就无所谓原创。但只要历史不终结，按照黑格尔的定义，人就是一个否定性的动物，是一个不断通过行动去否定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创作的原创性极其重要，它甚至是写作背后唯一的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不是说我要写一个与别人完全不同的东西，或别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而是一种源于我们自身经验的断裂和困惑，一种源于我们试图解决或解释自身时的必要性考量。在这样的前提下，你一定会采取否定、批判或质疑的态度，否则创作无法进行下去。如果你不想对某些问题做进一步思考，不想解决自己的困惑，不想通过这种断裂来回顾已有的知识，去调动或回忆自身的经历和经验，那么创作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认为原创最根本的要求，实际上源于写作的“此刻”。我很喜欢“决断时刻”这个说法——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决断的时刻，你必须在创作时通过语言对某些问题进行冒险。这是写作时最要紧的考虑。因此我不太愿意在互文性这一层面讨论原创，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仍需要创造，并且这种创造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只要人类历史不停止，这种否定性就始终存在，它是文学创作中唯一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创性极其重要。

《玩乐时间》

戴锦华：梁文道老师刚才提到，我们常常问有什么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有什么是AI无法模仿的，他认为这种想法本身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我的感受却刚好相反，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恰恰表现在我们还以为AI只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觉得技术进步了，我们又拥有了一个便利的工具，AI帮我写作又怎样，它不过是工具。就像原来我们用纸笔写作，后来我们用电脑写作，现在让AI帮我们写又如何？我认为这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曾有研究者访问了二十几位人工智能专家及ChatGPT-4，并向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AI将覆盖哪些人类职业？专家列出了二十几项，而AI列出了九十多项。在这九十多项中，包含了大量传统精英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设计师，尤其是平面设计师，以及咨询律师等职业已经受到影响。在美国，移民局的咨询处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窗口，而是一台台电脑，你只需提出你的问题，就会得到一个更完备、有效且快捷的回答。

当然ChatGPT-4也明确表示，它们无法覆盖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一个能力、一种路径，就是人类的批判性思维，也就是格非老师所说的否定性，是人类智慧劳动所必然携带的、在尚未被终结的历史当中的否定。

回到原创性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要讨论文学的原创性时，单纯讨论原创的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我记得商伟教授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金瓶梅》中所有关于性的描写，都是当时书坊中必需的套路，它出现在书坊所生产的每一本书中，都是书坊的套路。换句话说，这种商业化、类型化、感官娱乐性的生产，在明清时期已然是一种工业路径。直到国际版权法的出现，版权才与文学产生了关联。

刚才格非老师说我们不谈互文性，但我却觉得必须谈互文性。我常与同学分享一句曾令我震撼的话，“自莎士比亚之后，一切情节均成烂套”。在莎士比亚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原创性的情节了，因为在莎士比亚那里都可以找到原型。换句话说，在莎士比亚的年代，文学叙事的可能性已然被穷尽。

互文性这个概念之所以由克里斯蒂娃提出，正是因为她发现，不仅是国际版权法，大学教育、人文学教育以及经典的命名，都使任何一部新作品只能成为既有序列中的全新一部。换句话说，几乎百分之百的作家都是在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之后才开始创作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都是既有文学序列、脉络、传统中的新一位或新一部。

今天重新谈论互文性，是因为它正使抄袭的乱象更加混乱。当你在某一重要作品中发现许多作家的幽灵在其中出没，并以此作为抄袭的证据时，或许就需要重温互文性的概念。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讨论原创，反而使原创无从被讨论，甚至使讨论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但我们仍然会说我们呼唤原创，或者说我们坚持原创，其实无外乎是在说，文学乃至现代历史中的人文主义，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仍会成为一种抗衡——不仅是抗衡技术、抗衡AI，而且是抗衡被资本垄断并与技术联手君临人类世界的最新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原创与否不仅是文学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决定性时刻。这绝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恰恰没有意识到，人类整体正在面临这个威胁。

我们可以文学性地描述为，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的同时，也开始了自我抹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批判性思维是什么、否定性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断时刻，而这中间，原创只是我们惯用的名词之一。当然文学有文学的路径、方式和角色，但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个角色、这种方式，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是否仍然存在。

再扯远一点，当九十多种职业将被取消，我们要面临全面的就业冲击时，当大量的人成为结构性被放弃的人群，那个时候，人类如何安置他们？我们为了快乐而写作，这是AI永远无法替代和战胜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这种快乐，或拥有这样的冲动和愿望。那么他们将何以自处？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文学可以直接触及和覆盖的，但却是文学必须面对的。

所以我说的“决断时刻”，是一个文明的决断性时刻，一个人类的决断性时刻。在这个时刻，我认为文学应当是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要无愧于文学，无愧于我们对文学的自觉和认知。

《雾中风景》

周轶君：我觉得人类的对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总是先从厘清概念这个哲学路径进入，而在与AI的对话中，我很少看到它要求我厘清概念。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其实期待彼此能够在一个更精准的意义上交流。

关于原创的概念定义，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说了，这正是一个在我们讨论艺术创作、创造性劳动时不断被提到、不断被否定、然后重新定义的过程。我们的所有创作活动都是承前启后的。对我而言，最近几年的经验让我觉得，原创就是创作者“非如此不可”的一种冲动。

比如有时候我看一部电影或者小说，会发现作者一点儿都不成熟，但他之所以要拍这个电影、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故事涌向了他，不写出来、不讲出来就不行，创造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当我分辨出这种初心和冲动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精彩。所以这几年在观看作品的时候，当我看到这种冲动和能量，我可能就会把它定义为原创。

也许今天借助AI，人人都可以写作、拍电影、创造一些东西，过去那种创造的权力垄断会被打破，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生来就是艺术家、作家，这种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将来人人都做艺术、人人都可写作，不再需要从事许多现在的必要劳动，我仍然相信人类中会有独特的艺术家和作家存在，他们就是与众不同，不创造就难受、就活不下去。这样的创作者仍会存在，而我认为那才叫作原创。

AI时代，还有什么是“非写不可”的？

梁文道：我想今天最有创意、最有表达欲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表达方式可能不是写作，而更可能是拍视频、短剧之类的。在这个时代，仍然想要写作的人，一定是很特别的人。但问题在于，当他们想做这件事时，又发现好像所有东西都已经被人写过了，与此同时AI也在大量写作。在这个情境下，有什么是我们非表达不可的？写作的必要性在哪里？

童伟格：我明年满五十岁，确实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年人了，所以如果问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什么是非写不可的，我想这个问题开始离我越来越远。但我还是可以做些观察。

意外的是，从这次入围作品来看，年轻人并没有与我想象的离得太远。虽然有一部分作品尝试回应或直接处理AI对人类存在经验的干扰和移除，但他们对此的焦虑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所呈现的命题，对我而言仍然是适用的，并且大致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他们在讨论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下，个人生命的失重感或无力感，这似乎是他们想要关心并处理的核心命题。

第二，与台湾文学较不同的是，这次有不少作品在处理显著的城乡差距，比如那些被困在城市缝隙中的年轻人或者较为边缘的角色的生存状况。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颇有感触，因为这似乎说明文学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缓慢得多。

我最近一次觉得有东西非写不可，是因为我意识到很多我认为美丽珍贵的东西似乎不在时代的记忆或集体记忆里，比如某些历史事实，或者我年轻时读到的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文学文本。于是我在想，对我而言，文学时间的一个特点是我不思考未来。未来的命题不在我的思考中，我只是对那么多流失的、过去的东西感到遗憾。

我最近常想起本雅明的名言：“遗忘是集体的，记忆是个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表述，但仔细想想，似乎有道理。所以我更关切的是我所知的、过去存在过的某些事物。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本质上仍应是个人的志业。所以这些成群结队的组队方式或思考本身，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不知道这种状态到底对不对，但对我而言，似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想要开始写作。

格非：我在看这些作品时，也感受到写作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他们与我的创作方式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写作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会焦虑、会困惑。文学恐怕有两个使命：第一，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对象化的世界；第二，我们如何理解自身也处在这个对象化的世界之中——即通过观察和了解对象化的世界，来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我想这是所有写作者都会面对的共同的问题。

正如我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所说的，写作需要一个动力源。这个动力源必然来自我们当下的思考或者焦虑。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习惯于把自身经验以及传统视作某种现成的、已然存在的东西，以为自己要去书写某个历史时段，去概括它、呈现它。

但我认为写作动力的关键在于，首先是我想要弄清楚当下所处的环境，以及我自身的困惑和问题。出于这种动机，你的经验就会在笔下呈现出来，历史也会随之呈现。而在呈现历史时，会展现出你原先从未想过的一些面向。语言也是如此。有时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一些语句的出现，半小时前写和半小时后写，产生的内容或许并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动力源，仍然是我们自身的处境，而处境中最核心的部分，可能仍然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

正如列维纳斯所说，要把思考作为一种优先性的东西来考量。在写作中，思考是优先性的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写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对写作的基本看法是，事实上写作是思考的延伸，阅读当然也是。即使我不写作也没关系，只要还能阅读，因为阅读同样可以帮助我思考。但写作也是一种非常深邃的思考方式，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世界、了解自己。

《雾中风景》

戴锦华：我想写作的必要性，现在似乎变得更加个人化。而且我认为不能断然说今天的年轻人不想写作，只想拍短剧或短视频。因为写作从来就不是那么普遍的，只不过在媒介网络提供的便利下，人们更容易表达，而最流行的表达形式可能是短视频而非文字。

但同时我们看到，进入网络时代后，文字的使用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减少。且不说从BBS、贴吧、博客、微博到微信朋友圈的时代，人们的文字写作其实变得相当普遍。

在我的观察中，更多的人进入了写作。比如我惊讶地发现，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她们中的很多人拥有不为人知的网络身份，写作网络小说、同人小说。某位专业领域的研究员同时是一位知名的网络亚文化写手，一个模范学霸同时也是同人作者，而这些身份她们秘而不宣，我们需要在其他空间和场域中才能获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简单判断说写作的人减少了。

我希望的是，写作成为某些个体生命的必须。如果真是这样，那才是原创文学的保障——我不得不写，我内在要去书写。如果都是这样的写作，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就无须质疑了。

但写作对太多人不是内在的需求，而是某种虚荣和装饰品，这才是问题。所以我不觉得写作本身被整体剥夺或削弱了，相反，那些有着内在冲动、不得不写、别无选择地去写作的人们，他们究竟还能不能贡献什么？他们的贡献又能为今天的时代、为人类社会中的某些人提供什么？我大致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周轶君：谈到写作的必要性问题，我的答案是“当代性”，而这个当代性里包含了个人性。比如《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早已存在，但它在话剧舞台上仍不断被改编，并且会加入当代的内容。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情绪需要被讲述。

我完全不担心必要性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对自己作品是否有必要表达感到犹豫，那最好还是先不要去表达。他应当非常确定地被一种力量推着，非要讲出来不可——无论面对的是鲜花还是批评，那么对他而言，这样的写作就是必要的。对时代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所谓的个人性就是当代性。

另外，刚才梁文道老师说文字可能不是创作的优先选择，我觉得也未必。短视频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视觉需求，但在信息传播方面，文字所需要的能量最少，储存和传播消耗最低，承载的内容却最多，仍然非常高效。即使是短视频创作者，在策划时也一定先使用文字，他处理的其实也是语言。所以我不觉得文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大的局限，它仍然是最高效的工具之一。

年轻的写作者们都在关注什么？

梁文道：对，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今天写作的次数、密度和数量，比前几代人多得多，因为每天大家都在用手机发信息、看信息，以前的人不会写那么多字。接下来我想问几位评委，你们参加第九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看了很多作品，你们有没有一个总体印象？比如这七八十部作品代表了哪种青年写作的趋势或样貌？你们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童伟格：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次的作品没有我想象中离我那么远的感觉。大致整理一下，有三个让我比较惊喜的现象，这三个现象可能互相矛盾，但总体上说明了这次作品的多元发展。

第一个是意外但也不错的现象，现实主义美学又回来了，以一种重新建构的方式回归。我猜想很多青年作者是有意识地回归这种美学。他们直接去写底层生存问题，或者城市寄居者的精神状态，在这个光谱里我看到了不少扎实的作品。

第二个是前面提到的，不少作品灵活运用多元文类，在融合科技、生态、文献学等元素上具有实验精神，但命题比较集中，大抵是当代青年的虚无感。

第三个是比例较高的女性书写或性别议题，许多作品在这一维度上有所扩展，已经从单纯的性别对立扩展到家庭权力结构、代际传承或性别流动性等面向。这些是我读起来比较开心的几个现象。

但我也意识到一些问题。第一是同温层效应仍存在，大部分作品在观察上偏内倾，视线聚焦于当代青年的内心焦虑，视角相对有限。第二是在长篇小说中，不少作品概念先行，叙事后劲不足，小说的概念设定不错，但是情节推进和人物立体度却显得头重脚轻。

梁文道：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童伟格：我很在意这些写作者是否真的有一个对他而言独特而困难的问题。因为在所有可能的表达媒介中，一个人选择了沟通速度相对较慢的文学作品去表达自己，这首先是一个伦理上的决定：他是否想用文学去做只有文学才能做的事，去留存相对复杂的表述，最终形成一个关于认识论的建议。如果有这样的作品，我会很高兴，想尽快把它挑出来。

第二个标准是语言问题。这些作品的语言能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具有穿透力的表述。它从个人出发，但也要涉及与他人共享的思考或审美。所以我希望语言不只是停留在精巧的自溺或自怜中，而是能以并不优美的方式去思考集体的困难——阶层、肉身衰老、科技异化、个人记忆的流散等。

这些值得诉说，并且诉说的同时也要尝试与可能的他者进行更长程、更宏观的对话。简单说，这是写作者对文学自身的信任，他相信自己在尝试对话，而对话的对象不必仅限于当下的读者。作为评审，我试着去理解，如果有这样的意图，我会很喜欢。这就是我主要的评审标准。

梁文道：格非老师，你是第二次做评委，在今年的作品中你看到了什么特别的，或者以前没注意到的现象或者趋势？你又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作品的？

格非：这次文学奖一共征集了七十七部作品，我花了两个多月来评审，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阅读，怕记不住，就做记录，给每部打分。选我个人喜爱的五部时，先选出十来部，再按分数给出评价。这个方法比较简便，也按部就班。

我的标准是，不追求十全十美的作品，因为我对那样的作品不感兴趣。我希望作品在某些方面能触及我所认同的价值观或探索，能让我兴奋、有共鸣。有些作品写得比较轻灵，形式感比较完美，叙事流畅，完成度也很高，这类作品在叙事上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

第二个，是我可能更为看重的。也许作品的完成度或许并不高，形式上存在各种问题，但它试图从根本上思考我们的处境，内容厚重，思考深入，对于这类作品，我的评价也会相对较高。

第三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希望它能更尖锐一些，但这样的作品不多。尤其让我遗憾的是，我发现这届作者里特别年轻的作家很少，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上。而我最关心的是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问题。比如国际上流行的青年亚文化，像liminal space（阈限空间）和后室文化，这已经是全球性议题，关乎年轻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记忆，我很有兴趣了解。

但在征集到的作品里，出于特别年轻作家之手的不多，这是一个遗憾。但总体而言，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阅读时并不完全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苦差事，能集中读到四十五岁以下这么多优秀写作者的作品，感觉还是很充实的。

当然有些作品整体上可能不够好，最终没有入选名单，但作品中某些部分、某些东西写得特别好，出自仍在生成和变化中的作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在这次评选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交流，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戴锦华：坦率地说，我读得挺痛苦的（笑）。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很沉重的工作。有些作品的阅读本身真的很痛苦。可能是我的文学趣味太狭窄，也可能是我近年没有持续关注和跟踪当代严肃文学创作，在我的文学阅读中，网络文学的阅读量其实远大于严肃文学，因为网络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真切的文化现场，能让我通过每日更新的作品去感知社会心态和青年文化的演变过程。在严肃文学中，这种体认相对没有那么直接。

而我对这次作品的阅读经验，与童老师有很多重叠之处。一个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地方是，开始有年轻作家尝试用文学形态表达他们的当代经验和当下经验，而这些是在我的文学经验之外的。尽管这些作品本身并不完美，完成度也不够到位，但它们让我兴奋，因为对我来说，这也是新的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

另一个感觉是，我自以为不是一个受性别立场限定的读者，但能很快带给我愉悦和兴奋感的作品大部分出自女性写作者。这个情况在青年电影的创作中也非常突出。这或许与当今社会变化中男性退出某些场域、女性得以进入有关，也或许与越来越多女性群体成为文化创作者和消费者这一大趋势有关，但这只是我的推论。

与格非老师重叠的感受是，我也会喜欢那些清灵、别致、有趣的作品，但更希望读到那些尚且粗糙，却有某些东西锥立囊中，凸显并刺痛你的作品。我反而对那些清晰的现实主义取向有所保留，因为那更像一个预设的社会立场，而非一种情不自禁、别无选择的社会共情或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