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闭刊后进入的后《开卷》时代，守护者董宁文已着手另一个阶段的工作。他所编的像砖一样厚重的《开卷三百》，收录与《开卷》有关的作者、读者，以及曾经参与过该刊编辑人员与《开卷》往还的记忆，是《开卷》告别读书界留下的一场文字盛宴。编这本有纪念性的书籍，意图很明显，是为走入记忆深处的《开卷》立传。董宁文最清楚《开卷》的前世今生，以及中间经历的流转坎坷及其遭逢，及时截录众人眼里的《开卷》，既是《开卷》史的一部分，不妨也可看成是《开卷》后传的启章。这份厚重的文章集成，其意义不言而喻，凡是陪伴过《开卷》的读者、作者都心知肚明。尽管我曾说过，未经时间淘洗的《开卷三百》，未免多了些夸赞，剔除浮词虚言，仍洞见《开卷》对读书界的影响。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开卷》担负了读书界另一种声音的传达，刊载了很多老一辈文人学者的最后一篇，刻录下读书界大大小小读书人的踪迹。我曾听吴小如先生说起过他跟一位文化人打笔仗，几个来回，江南的报纸不想扩大论战，让他写出的反驳文章无法发表，客观上造成了吴先生“理屈词穷”而没有回音。是《开卷》接纳了吴先生的稿子，让笔仗有了正常的回合。这样的事例在《开卷》里面不胜枚举。我以一个长期跟读《开卷》者以及读书界边缘旁观者的身份去理解，大概这就是《开卷》存在的独有价值。
《开卷》结束后，我曾向董宁文建议过，尽快整理《开卷》的往来书信，它们已经生成为历史文献，定格了《开卷》无数个曾经的瞬间，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开卷》编辑过程中的原始信息，有利于还原《开卷》在读书界真实的处境。书信不同于许多作者的事后回忆，它具有的现场感有其独特的力量，告诉我们在某个时间的路口，那些与《开卷》有交接的读书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对某些即时发生的人事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当下又做什么？宁文告诉我，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满怀期待之心，等待这份《开卷》有分量的文献的公布。
我没有想到，后《开卷》时代，宁文最早拿出来的却是老中青三代为《开卷》题写的同题墨迹选。这让我有点惊讶，这不算是《开卷》遗产里最典型的部分，倒是最有趣味的部分，编完后，他把完整稿子传给我，征求我这个老朋友的意见。
这份墨迹选也有我的微末劳绩。张充和晚年题写的“开卷”，是我转托白谦慎求得的。记得当时我跟白先生说：一定要请老太太费神题写。白先生是老太太信任的学生，由他开口，自然如愿以偿。这是张充和暮年与国内读书杂志唯一的一份墨缘。题写的时段，正是她，一位长期生活在海外从不为人知的老太太，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民国“闺秀”。
说这份墨迹难得，在于入编的读书人围绕同一个内容的书写，类似前些年十分盛行的同一首歌。不过，由于书写者的性格与受教育背景不同，事实上从笔迹到书写状态都反映了不同年龄段读书人的不同状态，从中可看出时代迁变中，《开卷》老中青作者不同的风貌，大概是观察读书界文化人“见字如面”有意思的样本。进入电脑时代后，人们以敲字替代书写，在连硬笔都难得接触的当下，这份贯穿二十五年的读书人“书缘”墨迹就显得弥足珍贵。要不是宁文，我们难以见到那么多读书人笔迹的汇集。
我看到过董宁文为收集读书人笔迹，不失时机抓机会的情景，真是煞费苦心。还记得有一年与宁文一同去拜访方成、姜德明、谭宗远诸先生，在红庙人民日报社附近吃饭，乘上菜之前，宁文从包里取出随身携带的毛笔、墨汁、册页请他们留题。文房具备，在场诸位无法推辞，只得从命，采取的是“瓮中捉鳖”的妙招。我亲眼目睹姜德明在饭桌一侧挥洒，带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派文人的风度，字不算好，却落落大方，摇笔即来。方成先生题字外，还另画了自画像，这是他的LOGO，也是他长期养成的潜意识，似乎不假思索，信手而出。其时已是高龄的方先生望若四五十岁，那份题字，该是他生命状态鲜活的注脚。
至于有些老读书人除了写命题文字，又临场发挥，添戏加码，可以视为灵感被触动刹那的不能自已。比如诗人冯亦同在题写“书缘”后，又写了“凤凰台上客，卧龙湖边人。”点出《开卷》杂志先后两个重要的办公地点，无数的人们无数的文章，顿时让人联想翩翩。而翻译家高莽在完成命题书写后，又为宁文画像，似乎是用画与题字，指明缔结那场“人缘与书缘”的幕后人物正是读书界“一个人的杂志”董宁文。
我从前总以为从民国过来的读书人都写得一手好字，事实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科举时代有易培基、郁达夫，后来还有以戏剧出名的黄宗江、当代作家冯骥才等等，他们的字与如日中天的文名学名并不对等，我们不必以旧时代士人的眼光去苛刻他们。他们以一手极具个性的手写体，传达了各自的才情与飞扬的内心，为后来不写字的读书人树立了另一种样板，或者无妨说，缘于他们专业上的成就，丝毫不影响我们仍然用欣赏的态度看他们的字，领略他们挥写时留下的凌云意气，品味其在酸咸之外的点划趣味。
宁文以我喜欢弄笔墨，又偶涉艺术评论，希望我为这本满载《开卷》星辉的题字集写点什么?我自知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序也罢引也罢，终究只是正戏开场的一声吆喝，于是不避谫陋，接受了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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