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学家成为文化批评家 | 赫伊津哈《在明日的阴影中：对现代弊病的诊断》首部中译本出版|中译本|历史学家|在明日的阴影中：对现代弊病的诊断|批评家|赫伊津哈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我走进一间温暖的书房，虽然不大，但有一扇横跨整个墙面宽度的窗户，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而入。透过大窗户的背光，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站起身来，身材高挑，略微弯腰，头发已然灰白。赫伊津哈说话缓慢而谨慎，几乎不打手势。更多时候，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对赫伊津哈的采访》

吉诺·托马尤利(Gino Tomajuoli)

1942年4月，意大利战地记者吉诺·托马尤利在莫斯科战役的余烬中逃离溃败的东线德军，历尽艰险来到荷兰莱顿赫伊津哈的家中。只因他在战前读过他的一本书——《在明日的阴影中》（In de Schaduwen van Morgen，1935年）意大利语译本，此书的意大利语版书名为《文明的危机》（La Crisi de la Civiltà，1937年）。

托马尤利相信这位大历史学家能够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作为一个被卷入战争风暴中心、亲历死亡阴影的幸存者，他对自己国家的战争与政治困境充满绝望。在绞碎一切生命的寒冰战场上，他始终记得赫伊津哈的那本关于文明阴影的书，他想向赫伊津哈求助，他急切地想要见到他，面对面地问他，人类所经历的战争是否有任何意义？我们能够找到相信自己的理由吗？哪条道路能够引导我们重获理解，甚至最终走向美好？这场战争之后，人类是否会彻底陷入疯狂？成为存在的牺牲品还是知识的牺牲品，成为“权力意志”的牺牲品还是“逻各斯”的牺牲品？

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钟拨回1934年夏，彼时赫伊津哈因抵抗纳粹势力而辞去了莱顿大学的校长职务，他受邀前往西班牙桑坦德夏季大学开设讲座，途经意大利时也作了关于十七世纪荷兰文化的讲座。处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给赫伊津哈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他注意到街头张贴着各式夺人耳目的政治海报，其中一幅海报上赫然印着：“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是英雄主义，资产阶级的原则是利己主义。”这句话据说出自墨索里尼。

为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提出警示，赫伊津哈于1935年春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次演说，并于同年秋天将之扩写成一本小书——《在明日的阴影中：对现代弊病的诊断》。凭借历史学家的广博视野、渊博知识和冷静头脑，赫伊津哈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的观察和剖析细致入微、充满激情却又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甫一出版便广受关注，被迻译为多种语言，包括被托马尤利读到的意大利语译本。凭借这本书，赫伊津哈赢得了历史学家之外的文化批评家的巨大声誉。

然而，短短四年后，他所预见又最不愿其发生的战争灾难仿佛不可避免地降临欧洲大地。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二战全面爆发。

1940年11月，德军关闭莱顿大学。

1942年4月，赫伊津哈因无法接受占领军的政策而主动辞去教职。同月，接受意大利战地记者吉诺·托马尤利的来访。此时，他尚有一间日光明亮的书房。

1942年8月，赫伊津哈与其他八位莱顿大学的教授一同被捕。

1945年2月1日，赫伊津哈在荷兰阿纳姆以东的德斯蒂格去世。

托马尤利最终在1944年8月发表了那段珍贵的访谈，处于拘禁中的赫伊津哈可能并未读到，聊以慰籍的是，我们现在能读到并用中文记录下赫伊津哈的这段意味深长的回答：

现代精神渴望的并非进步——在日常用语中，进步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是一种新的、强健的伦理，它必须弥合文化与技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与其公民，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除了文明之路，别无救赎。这条道路必须在精神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在明日的阴影中：对现代弊病的诊断》

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A Diagnosis of the Modern Distemper

[荷兰]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著

宋宗澳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9月

ISBN: 9787542693037

内容简介

本书是荷兰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文化评论，最初源于作者于1935年3月在布鲁塞尔所作的演讲，本书是作者对这次演讲内容的详细阐述。在当时与现在，都体现出卓越的思想深度和深远的社会价值。

在本书中，作者对现代中期西方世界的社会文化状况做出了深刻全面的观察与剖析，尤其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间西方文化各领域中的衰退现象。他描述和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间这一特殊时代的焦虑和苦难、战争造成的破坏、科学与技术充满隐患的极速发展、艺术与文化的衰落、道德准则的堕落等。在审视这些“现代文明的疾病”时，赫伊津哈并未陷入悲观，而是提出了有力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在本书出版四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秩序崩溃、战争灾难降临，愈发证实了作者对时代弊病的精确判断。直至今天，这些对社会文化趋势细致入微且远见卓识的分析，仍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著译者简介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荷兰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历史学教授，后任莱顿大学校长。著有《中世纪的秋天》《伊拉斯谟传》《游戏的人》等。

宋宗澳，本书译者。社会学硕士，图书翻译、自由撰稿人。译有《杰克逊时代的美国（1815—1846）》等。

编辑推荐

◆历史学家的大视野：时时将当前时代的社会危机放入两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审视、对比、判断。

如对文化剧变时期的分期，对短暂的文明全盛期（很少超过两个世纪）的分期等。

◆百科全书式的社会观察：从科学、技术、政治到哲学、艺术、大众文化，全面评析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科学是否走到了思维极限的边缘？当技术受制于利益与欲望，其对科学的利用是否尚能受到正义原则的制约？政治的现实是否真是“国家非道德论”？生命哲学的兴起意味着否定理性？艺术为了求新而走向风格的衰落？教育普及与现代传播的迅猛发展却带来了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的大众？

◆首次提出“稚态化”概念，反思“游戏”与严肃活动的界限。

“稚态化”（puerilism）被作者定义为一种社会倾向，指群体的行为表现比其智识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所应达到的水平更显幼稚；它不是将少年塑造为成人，而是使成人的行为囿于青少年阶段。

由此造成了社会严肃活动（如政治、新闻业等）与游戏（如体育竞赛）的混淆。

◆在文明危机的严峻态势下不放弃希望，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救治建议。

作者多次重申：退路已断，唯有奋力前行。

作者认为，文化的根基并非各种社会机构——无论是国家、教会、学校还是政党——所能够重新确认或强化，真正需要的是个体的内在重生。我们必须时刻自省：人类能够自觉地拒绝沦为禽兽吗？这是一种自我控制以及冷静审视权力与享乐的过程。我们不应再背弃伦理准则、混淆善恶的界限。作者更寄望于果敢、勇毅且胸怀大志的年轻一代。

序言

第 1 章末日的忧虑

第 2 章今非昔比的忧患

第 3 章新旧危机的对比

第 4 章文化的基础

第 5 章进步的疑虑

第 6 章思维能力极限下的科学

第 7 章判断力的下降

第 8 章批判精神的衰落

第 9 章科学的滥用

第 10 章拒斥理智原则

第 11 章对生命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