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盘山路上颠了五十分钟，赵元才看见初下镇的轮廓。山坳里几排灰扑扑的楼房，像被时光遗忘的老照片。他下意识摸了摸公文包里那叠考察表，纸页还带着办公室的暖气，可窗外的风已经裹了野菊的涩香。
镇长丁涂的办公室窗台上晾着半筐红薯干，见人进来慌忙往桌下藏。赵元装作没看见，目光却在那暗红的薯条上停了一瞬。他在乡镇待过，知道这是干部们入冬前给县城关系户备的土仪，用新报纸裹了，塞在蛇皮袋最底层。
“赵科长啊，”丁涂用搪瓷缸给他倒水，水位线恰好停在缸身的锈痕上，“基层工作不容易，你们组织上的人不能老挖我的墙脚。”
赵元注意到他袖口磨出的毛边，心里那点公事公办的态度便软了几分。考察谈话进行得顺利，三个年轻人眼睛亮得像刚淬过火的刀，开口闭口都是“乡村振兴”“产业升级”。丁涂坐在旁边一直笑，可嘴角的弧度越大，眼角的沟壑就越深。
临走时赵元在政府大院门口看见那筐红薯干被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后备箱。丁涂追出来解释：“给县里扶贫办的同志尝尝鲜。”山风掀起他洗得发白的夹克下摆，赵元突然觉得那筐红薯干像某种祭品。
两年后赵元再来，丁涂已经能用紫砂壶泡茶了。窗台上红薯干换成一盆兰草，叶片油亮得能照见人影。“赵科长这次要提拔谁？”他给赵元续茶的手很稳，“反正不是我。”
赵元盯着茶汤里舒展的叶片：“本来组织上想连你也挖走，谁知你根基深。”
丁涂笑得茶杯直晃：“习惯了这山沟沟。你看院里那棵银杏，挪个地方就活不成。”
赵元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满树金黄的叶子在风里簌簌作响。他突然发现镇政府大楼的外墙新刷过，赭红色涂料盖住了原来的青砖，倒真像棵深秋的老树。
第三次踏进这间办公室，赵元的监察证在口袋里硌得生疼。丁涂还是用紫砂壶泡茶，只是手抖得厉害，茶汤泼在桌上洇出深色的地图。
“李书记，”他忽然哽咽起来，这个称呼让赵元愣了一下，自己明明姓赵，“我对不起组织……”
窗外那棵银杏不知什么时候被砍了，只剩个光秃秃的树桩。赵元翻开卷宗，数字在纸上张牙舞爪：“三百万专项资金，拆东墙补西墙修了广场、刷了外墙、买了那盆两千块的兰草。”
丁涂的哭声突然变了调：“可镇里什么都没变啊！路还是那条路，学校还是漏雨的学校，我只能把墙上抹光些……”
赵元站起来走到窗前。远处山坡上，新栽的景观林在风里摇晃，像一排排绿色的问号。他终于明白当年那筐红薯干去了哪里。那些被挖走的“墙脚”，原来早就被丁涂自己一块块敲下来，砌成了眼前这座金玉其外的空壳。
留置决定书签完时，夕阳正照在遗留的那盆兰草上。赵元突然想起第一次来考察时，有个年轻人说：“要让初下镇的红薯走出大山。”如今那年轻人早调去了省城，而满山红薯地都改种了丁镇长引进的“观赏经济林”。
车又颠簸在来时路上，赵元摸出手机想写点什么。屏幕亮起的瞬间，他看见自己映在黑屏上的脸，和七年前那个总往县里送红薯干的年轻副镇长，竟有几分神似。
山道转弯处，最后一线天光被甩在身后。赵元摇上车窗，把初下镇重新关进黑暗里。后备箱安静地躺着那盆兰草，明天该送进纪委物证室。而丁涂那筐红薯干的味道，忽然在记忆中疯长起来，甜得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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