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2日，江苏泰州一座破旧的寺庙里，五十五岁的张维玺在剧烈腹痛中停止了呼吸。四天前，他还是汪伪政权名义上的”第二方面军上将副总司令”；四天后，他成了一具无人认领的孤魂。
日本顾问对外宣称是”急病身亡”，但西北军旧部私下流传一种说法——他是被毒死的。
这个从河北馆陶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十六岁从军，跟着冯玉祥从排长干到军长，在中原大战中统兵十五万，最终却死在伪军的地盘里。他这一辈子，像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每一片碎片都映出民国军阀不同的侧面：忠诚、严苛、妥协、屈辱，还有那点始终没丢干净的血性。
张维玺进入冯玉祥的视线，是在1911年的漳州起义。
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在第十六混成旅里当排长。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他时任营长，带着部队第一个冲进天坛，把辫子兵赶出了北京城。1920年升团长，1921年随冯玉祥入陕打陈树藩，他团任先锋，连克灞桥，首攻进西安。按这个势头，他本该是冯玉祥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但一匹叫”黑风”的千里马，差点断送了他的前程。
那是1921年夏，张维玺团把陈树藩残部姚震乾旅围在蒲阳村，眼看就要全歼。入暮后，姚震乾派人送来那匹”黑风”马，约定次日上午投降。
张维玺信了，当夜停止攻击，放松警戒，结果姚震乾旅半夜全部逃脱。冯玉祥大怒，认定张维玺”受贿纵敌”，当即撤了他的团长职务。后来西北军老人回忆，这事不单纯因为一匹马，而是张维玺之前另有”旧账”，冯玉祥借机一并清算。
这种”秋后算账”的治军方式，在西北军里是常态——冯玉祥对部下既能破格提拔，也能因一件小事把人打入冷宫。
张维玺被撤职后并未消沉，很快又因战功复起，但这种”恩威无常”的主从关系，在他心里埋下了阴影。
1924年北京政变后，张维玺升任旅长，负责北京东直门至西直门一带城防。1925年初，第二师由北京开往归绥，在火车输送途中，他部下的工兵营有一名新兵在过隧道时因烟雾弥漫、梦中惊醒，慌张跳车摔死。
冯玉祥把张维玺叫到张家口，亲手打了几记耳光，外加一顿军棍。这种”家长式”惩戒，冯玉祥对其他将领也常用，但张维玺记了一辈子。很多年后，他的旧部王赞亭回忆此事，语气里仍带着几分不平——张维玺律己极严，不吸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对部下要求也苛刻到变态，却因一个新兵意外死亡而受如此羞辱，冯玉祥的”爱”与”威”，在西北军高级将领心里往往是一体两面。
真正让张维玺跻身西北军核心层的，是1925年至1926年的甘肃之战。
当时刘郁芬、蒋鸿遇率第二师入甘，陆洪涛旧部李长清、包玉祥阴谋夺权，张维玺旅会同孙良诚旅兵不血刃解决叛军，将李、包二人处死。随后他率部横扫陇南，以一个团的”娃娃兵”，不到一个月消灭叛军三个旅，俘虏四五千人，缴获枪支五六千条。
1926年12月，他的部队扩编为西北军第十三军，张维玺升任军长，辖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及骑兵团、炮兵团等直属部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1927年初再升第十三路总司令，统兵四万，据有汉中、安康二十多个县，粮饷无缺，军民相安。
这是张维玺人生的巅峰期，也是他与冯玉祥关系最微妙的时期——他既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又远离冯的直接控制，在陕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势力范围。
1927年围攻同州府（今大荔县）一役，最能看出张维玺的用兵风格。土著军阀麻振武盘踞同州十年，城防坚固，方振武、韩复榘、刘汝明等部先后围攻均未得手，冯玉祥限张维玺一个月攻克，逾期撤职。
张维玺硬打了一个月，伤亡数以千计，城仍未下，受了”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部下纷纷要求爬云梯强攻，他坚决不采纳，认为”一道壕沟、一道土城、一道砖城，需爬三道防线，必然伤亡过当”。他选择了坑道作业，在城墙底下埋上三千公斤炸药，轰开二三十米宽的缺口，一举破城。
这一仗，第十三军死伤近两千人，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也负重伤，但终究是用智谋而非蛮力取胜。战后张维玺亲赴野战医院，对负伤官兵一一慰问，发给军官十元、士兵五元银币的犒劳金。这种”恩威并用”的带兵方式，使他在第十三军内部拥有极高的威望，但也让冯玉祥对他既倚重又戒备。
1928年攻打凤翔府党玉琨部，是张维玺军事生涯中的另一个高光时刻，却也暴露了他性格中的矛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