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马萨诸塞州一位叫林赛·克兰西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最小的仅8个月大。她本人也承认，是自己用绳子勒死了孩子们。
因此，这起案件真正争议的重点，并不是“孩子是不是她杀的”，而是她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否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从而影响她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的确也是一个严肃的医学和法律问题，产后抑郁、产后精神病绝不能被轻视。精神疾病确实可能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法律也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承认精神疾病可能影响行为能力，不等于承认精神疾病可以自动消灭责任。
这两件事，在今天的一些公共讨论中却越来越容易被混为一谈。
当“解释”开始变成“免责”
这起案件的陪审团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流审。据报道，仅一位陪审员坚持没有同意以“缺乏刑事责任能力”为由判她无罪，而另外11名则荒唐地认为其无罪。
而庭外居然有相当一部分极左的女性在声援这位母亲，也因此围绕这起案件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左翼叙事：讨论迅速从三个孩子的死亡，转向母亲的心理创伤、医疗体系的失误以及社会对女性的支持是否足够。
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调查。医院有没有失误，可以查。医生有没有误诊，可以查。药物是否产生影响，可以查。产后心理健康体系有没有漏洞，也完全可以讨论。
但一个危险的逻辑是：当所有外部因素都被搬出来以后，最后留下的似乎只有一句——“她也是受害者。”
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这样解释严重犯罪，那么“责任”究竟还剩下多少？
左派政治最让人警惕的一点，恰恰就是这种不断扩张的“受害者叙事”。在她们的叙事里，犯错的人有童年创伤，所以应该理解；犯罪的人生活环境不好，所以应该理解；吸毒的人是社会边缘人，所以应该理解；违法移民是贫困的受害者，所以应该理解。
至于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却往往被放到了叙事的最后，因为受害者多数无法发声。一个死去的孩子不会上电视、不会接受采访、不会在社交媒体发帖、不会告诉记者自己有多么痛苦，最关键的是，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运动可以利用的“身份”。
所以，三个已经失去生命的孩子，很容易在一场关于母亲精神状态、医疗体系和社会环境的讨论中，逐渐从中心消失。
这才是最令人寒心的地方。
左派最荒谬的地方，是把责任拆得越来越碎
近年来，西方左翼话语里有一种非常典型的模式：个人行为出了问题，就不断向外寻找原因。
家庭的问题，是社会造成的。犯罪的问题，是贫困造成的。暴力的问题，是环境造成的。失败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
最后，个人似乎永远只是环境的产物。这种思维听起来很“进步”，实际上却可能产生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人越来越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现实从来不是这么简单。人会受到疾病影响，会受到家庭影响，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但如果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都被用来削弱个人责任，那么法律就会从“判断行为”慢慢变成“寻找理由”。
这不是同情，这是把同情变成一种政治工具。更荒谬的是，这种同情往往并不是平等的。对犯罪者，要求社会理解他的处境。对受害者，却要求他们接受现实。对违法者，强调他的创伤。对守法者，却要求他们继续忍耐。对加害者，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对受害者，却很少追问“他们怎么办”。
这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公平，这是叙事上的失衡。
精神疾病值得同情，但孩子的生命同样不能被抹掉
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精神疾病患者就不值得同情吗？
是的，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把精神疾病患者当成怪物。但同样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就默认她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重新解释。
医学诊断不是道德判决，心理创伤也不是犯罪许可证。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是可以研究的；一个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则必须依据法律标准判断。
这两件事必须分开。否则，司法最终会陷入一个荒唐循环：先告诉公众这个人是病人；然后因为她是病人，所以她无法完全负责；最后因为她无法完全负责，所以她甚至不再需要面对行为的后果。
如果这种逻辑不断扩张，法律还剩下什么？
三个孩子已经死去。无论最终法院如何处理这位的刑事责任问题，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他们不是一个抽象的“案件背景”，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三个孩子，他们本来应该继续上学、长大、交朋友、过生日，经历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们失去了这一切，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医学，而是“政治化的同情”
所以，这起案件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重视产后精神疾病。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件事：当医学被拿来替代道德判断，当社会环境被拿来替代个人责任，当“理解加害者”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对这起案件产生强烈的不适，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治疗精神疾病，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应该被惩罚，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观念：只要把一个人的处境解释得足够充分，他的行为就仿佛不再需要解释。
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受到伤害的恰恰是普通人。因为法律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尤其是孩子。
那名坚持有罪的陪审员，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
这起案件最终流审，只因为有一位陪审员坚持有罪的判罚。这里补充一句：英美法律制度下，必须要12名陪审员全部认定有罪才行。
得益于他的坚持，提醒了公众：在一片要求你同情、理解、宽容的声音中，仍然有人愿意问一句——那么受害者呢？
这是法律社会必须保留的一根底线。因为如果每一次严重犯罪都先变成一场关于加害者创伤的讨论，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忘记法律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所有人感觉良好，不是让公众显得更“进步”，更不是比赛谁能够表现出更多同情心。法律首先要做的，是面对事实，厘清责任，保护受害者。
同情可以有，治疗必须有，对医疗体系的反思也可以有，但这些都不能让三个孩子的死亡变成一条注脚。
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一点都开始动摇，那么真正敲响警钟的，就不只是这一个杀孩子案，而是整个社会判断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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