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212年）秋，雍州陇右，杨阜带着几名同乡起兵反击马超。此时的他刚从冀城逃出不久，身边没有雄厚兵力，族中亲友也大多留在马超控制之下。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胜算的人，后来竟逼得马超退往汉中。
事情的起点，还要从一年以前的渭南之战说起。建安十六年（211年），关中诸将联合抵抗曹操，马超是其中最具威望的一员。潼关、渭南一带交战后，曹操利用离间和军事调动击破联军，马超只得退入陇右，依靠羌、胡部落保存实力。
当曹操率军追到安定时，许都传来苏伯等人反叛的消息。曹操不得不回师东方。临行前，安定参军杨阜提出警告：马超世居西凉，马氏在当地经营多年，羌、胡部落既服其家族，也畏惧马超的武力。曹操若撤军，陇右很可能再次失控。
杨阜还用了一个很重的比喻，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的勇力。韩信善于用兵，英布悍勇善战，这句话并不是夸马超有帝王之才，而是提醒曹操：此人虽败，却不能轻视，更不能给他重新聚拢人心的机会。
曹操离开后，马超果然卷土重来。陇右诸郡纷纷响应，只有冀城仍在抵抗。杨阜当时就在城中，他与州刺史韦康共同守城，面对的是马超麾下数以万计的精兵。
守了八个月，城中粮食渐尽，援军迟迟不至。韦康最终决定投降，杨阜哭着劝阻：“再坚持一些，丞相的援军一定会到。”韦康没有采纳，城门打开，马超进入冀城。
马超没有因为投降而宽恕韦康。史书记载，韦康及部属后来被杀。杨阜因为素有忠义之名，暂时被马超留下。这个决定看似宽厚，实际上却给自己留下了隐患。
杨阜没有立即翻脸。他知道，单凭个人勇力，无法在城中改变局面，于是先保持顺从，等待脱身机会。后来，他以妻子去世为由离开马超控制的区域，前往历城投奔表兄姜叙。
到了姜叙那里，杨阜才把冀城失守的经过说清楚。他请求姜叙出兵讨伐马超，并得到姑母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杨阜自幼受到姑母照料，二人感情很深。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亲族关系、地方声望和共同利益之上。
反马超的力量很快聚集起来。姜叙、杨阜联合姜隐、尹奉、赵昂等人在卤城起兵。兵力也许不如马超，但他们熟悉当地道路，彼此之间有乡里和亲族联系，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已经不愿再受马超驱使。
马超闻讯后立即出兵迎战。此时，他仍然拥有强大的骑兵和个人威望，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长期以威势压服地方豪强，却没有建立稳定的信任。一旦他离开城池，内部反对者便迅速关闭城门，控制了他的家属和亲信。
关于马超妻子、子女及亲属遇害的细节，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马超的家人在这场变故中遭到杀害。马超失去退路，军心受到打击，只能把怒火发泄到杨阜及其宗族身上。
杨阜的宗族兄弟有七人死于这场冲突。杨阜本人也身中五处创伤，仍然坚持作战。史书用“身被五创，犹战不退”来写这一幕，短短几字，足见战斗之惨烈。马超虽然勇猛，却始终未能迅速击溃这支反抗力量。
这里面有个关键：杨阜并不是凭武艺单独战胜马超。他的胜利，来自城内外配合，也来自对地方人心的准确判断。马超擅长冲阵破敌，杨阜则抓住了马超与陇右豪强之间的裂缝。
马超撤退途中攻入历城，为泄愤杀害姜氏族人，姜叙年过七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老人临死前仍斥责马超无君无父。这样的举动固然显示了仇恨，却进一步证明马超已经失去约束，地方势力也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陇右平定后，曹操召见重伤未愈的杨阜，并以汉献帝名义授予关内侯。杨阜得到的并非单纯奖赏，更是对其守城、联络和反击功劳的确认。
马超的确有勇名，骑战能力也非寻常将领可比。但勇力只能夺城，不能长久统治；威望可以让人暂时服从，却未必能让人甘心追随。冀城八个月的坚守、杨阜五处伤口和七名宗族兄弟的死，正是马超败局中最具体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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