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故事，我们讲到了以色列建国，还有那场第二天就开打的战争。
这一集，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看在那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说过，历史的翻盘，有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人。
当一个民族陷入危难，想要逆天改命，就需要一个能把无数散落的人心凝聚在一起的人；一个能带领绝望的同胞，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人。
一个真正的领袖。
中国有毛泽东。印度有甘地。南非有曼德拉。
巴勒斯坦有吗？
他们有过。
但一个领袖要想被后人称作“伟大”，需要这个人能在历史最重要的岔路口，为自己的人民做出对的选择。
对一次，举国翻盘；错一次，也许就是整个民族的万劫不复。
巴勒斯坦人的领袖，曾经就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岔路口。那里硝烟弥漫，看不见前方的路，更看不清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他将如何选择？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41年的一天，去看看那一天里发生了什么。
总理府的下午
1941年11月28日，德国柏林。
那是二战打得最凶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已经推到了莫斯科城下，从大西洋到黑海，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希特勒手里。美国还没参战，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将会在九天之后发生。
那一年，全世界都以为德国会赢。
下午四点半，一个穿着黑色长袍、头裹白色缠头巾、留着一把红胡子的阿拉伯人，来到了纳粹德国的总理府。他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警卫为他缓缓推开了那两扇巨大的橡木门。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阿道夫·希特勒。
来的这个阿拉伯人，他叫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
大穆夫提（Grand Mufti），就是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最高领导人。在那个政教不分家的社会里，这个角色既是精神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同时掌管着巴勒斯坦最大的宗教基金。
侯赛尼坐到了希特勒对面的沙发上，他说了一句话：
“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有着共同的敌人：英国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他在向希特勒靠拢。
他请求希特勒消灭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禁止他们建立“民族家园”。支持阿拉伯人独立。他还想要一张白纸黑字的声明信。
希特勒拒绝了公开声明，但他给了一个口头承诺。
他说：等我的军队打到中东，我会宣布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到时候，德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唯一目标，就是消灭犹太人。
据侯赛尼自己后来回忆，那一天，希特勒听完，没有跟他握手，也没有让人给他端一杯咖啡。在希特勒的种族理论里，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
但瞧不起归瞧不起，这个人有用。那次会面结束后，侯赛尼多了一个新身份：纳粹德国的客人。希特勒让他在柏林住了下来。给他配了一栋别墅，房子是从一户犹太人家没收来的。每个月拨几万马克的经费，让他在中东搞宣传、煽动圣战。
从1941年到1945年，侯赛尼在柏林住了四年。
这个人做过什么，我们后文再说。
先来说说“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消失的非利士人
“巴勒斯坦”这个词，英文叫Palestine。这个名字指的是一个三千多年前的民族，非利士人（Philistines）。
据考古学家推测，他们是从爱琴海一带坐船来的，在地中海东岸住了下来。
公元前7世纪末，非利士人的城邦被巴比伦人攻破了，失去家园的他们被流放到了各地。同样被流放的犹太人，靠着信仰保住了民族认同。而非利士人没有，几代人的通婚之后，这个民族就彻底消失了。
为什么一个活下来了，另一个没有？
因为宗教的本质不只是拜神。它是人类最早给自己设定的一套身份系统。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跟谁是一伙的，你要遵守什么规矩，你将来要回到哪里去。
在那个没有国籍制度的年代，宗教就是人手一本的“护照”。有了这套系统，哪怕城邦被攻破，被打散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就能重新找到彼此，重新凝聚在一起。民族就能活下来。
许多古老的民族，他们拜神，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系统。一旦失去城邦，失去神庙，他们就慢慢融进了别的民族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看到这儿，如果用我之前说的四维历史观来看这一步。
中国为什么不需要宗教治国？
因为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一步伟大的改革：书同文。
秦始皇先统一文字，汉武帝再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的是教你怎么做人。仁、义、忠、孝，敬天法祖。中国人有祭祖礼仪，有宗族，有家谱，拜的是自己的祖先。
有了这套身份认同系统，宗教就不再是一个必要的选项。匈奴人、鲜卑人、蒙古人、满人，一拨一拨地进来，最后都写汉字，读四书五经，融入了汉文化之中。
中东呢？
奥斯曼帝国存在了六百多年，横跨三大洲。它统一了税，统一了军队，统一了司法。
唯独没有统一文字。
奥斯曼土耳其人用阿拉伯字母写土耳其语，希腊人用希腊字母，犹太人写希伯来文，亚美尼亚人也有自己的字母，库尔德人、亚述基督徒各用各的文字。同一个帝国，几套文字并行了六百年。直到帝国快要崩塌的最后几十年，他们才恍然觉悟。快速推进土耳其化，却为时已晚，反而激化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奥斯曼分裂的更快了。
中东没有过书同文。
它有的，是一本穆斯林都念的经文，《古兰经》。
当一个新的政权想要征服旧的土地，它就需要重新解读这本经文，给出一个新的宗教叙事。伊朗五百年前挑了什叶派，沙特两百多年前挑了瓦哈比派。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重启一遍系统，再次定义“我们是谁”。
被利用的名字
再回到巴勒斯坦来。
那么，非利士人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吗？
不是。非利士这个名字被利用了。
因为在《圣经·旧约》里，非利士人是犹太人最大的敌人，两个民族打了几百年的仗。
干这件事的，是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他在公元135年，把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从“犹太行省”（Provincia Judaea），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提那”（Syria Palaestina）。
目的只有一个：羞辱犹太人。
“看吧，这是你们仇人的土地。你们永远都不可以回来。”
到了1099年，十字军从欧洲杀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建了一个新国家，叫“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从此，“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在官方记录中消失了。
再后来，十字军被赶走。几经转手后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域。在最后的四百年里，这片土地被切成了几块：北部归贝鲁特省；东边归叙利亚省；耶路撒冷是个直辖县。
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一般会说自己是耶路撒冷人、雅法（Jaffa）人。没有人用“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一直到1920年，英国人来了。还记得我们说的“委任统治”吗？国际联盟把这片土地交给了英国代管。其实就是把“殖民地”换了个文明的词。
英国人想来想去，给这片土地命名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一个罗马人用来侮辱犹太人的名字，消失了八百年，又被英国人找回来，安在了阿拉伯人的身上。
犹太人的仇人，回来了。
两大家族
英国人接手了巴勒斯坦。没过多久，他们就后悔了。
这片土地太难管了。
奥斯曼帝国接手了四百年，但一直处于一个放养状态。帝国太大，巴勒斯坦太偏。奥斯曼的苏丹只想收税，不想经营，他就给这片地定了个规矩：你们别打仗，少惹麻烦，钱按时交，其他随你们。
于是，四百年下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社会，变成了几大家族在掌控的社会。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官员没有实权，权力在世家手上。不讲法律，只讲关系。
而耶路撒冷城里最大的两个家族，一家姓侯赛尼，一家姓纳沙希比（Nashashibi）。
这两家，不是盟友，是世仇。互相伤害了几百年。
侯赛尼家管宗教。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宗教基金都在他们家手里。纳沙希比家，做官、做生意，管土地买卖。他们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更亲近。
英国人来了。英国人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两家的关系。紧接着，他们悄悄地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
1921年3月，老穆夫提死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位子突然空了出来。
英国人公开组织了一场选举。让阿拉伯人投票选出他们心中的最高领袖。
听着很民主，真相却很残酷。
一共四个候选人。投票结果出来，前三名，全是纳沙希比家族支持的人。排在最后一名的，是侯赛尼家一个24岁的年轻人。
最先看到选举结果的，是当时英国驻巴勒斯坦的总督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这个人是一个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犹太人。
他看完结果，拿起笔，把前三个名字全划掉了。在最后那个年轻人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这个人，就是我们故事开头坐在希特勒对面的那个人：阿明·侯赛尼。
一个英国犹太人选出来的巴勒斯坦最高领袖。所谓的选举，不是民主，而是大英帝国的私心和自作聪明。
殖民者根本不在乎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殖民者要的，是让两大家族互相牵制。耶路撒冷市的市长已经给了纳沙希比家，那大穆夫提就得给侯赛尼家。
这在殖民文化里，叫分而治之。
但英国人没想到的是，这个阿明·侯赛尼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缺陷。这个缺陷，将彻底改写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一个不会妥协的人
侯赛尼的全名叫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al-Husseini）。1897年出生，当上大穆夫提那年，他只有24岁。
他的爷爷是穆夫提，父亲也是。这个位子在他们家传了一百多年。他从小接受的是耶路撒冷最好的教育。15岁去了埃及的开罗，在中东最古老的学府里学神学和哲学。
他有蓝色的眼睛，红头发、红胡子。见过他的人都形容他说话时“轻声细语，见谁都彬彬有礼”。就连管着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给他的评价也是两个字：迷人。
他口才极好，站在清真寺的讲台上，所有人都听得热血沸腾。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贵族，能带领苦难的巴勒斯坦同胞走向光明吗？
历史上这样的人是有的。
甘地没有开过枪，靠的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把英国人逼走了。曼德拉在牢里关了27年，出来之后靠谈判实现了种族和解。他们会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在适当的时候，需要妥协。
不会妥协，才是侯赛尼最大的性格缺陷。
犹太人派人来谈，他不见。英国人提方案，他说不。任何谈判，任何让步，他的回答永远一样：犹太人必须滚出巴勒斯坦。没有商量。
更致命的是，这个人没有军事才能。
军事才能不拼家世，不看学历，靠的是在战争尸身火海中打出来的经验，是死里逃生总结出来的眼光。
而侯赛尼没有。他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所以他看不懂战场，更看不懂战争中的人，也就看不懂大势。
而让这样一个人做领袖，只会让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踩在了错误的地方。
1936年，他发动了一场阿拉伯大起义，持续了三年。英国人用两万多军队镇压，结果在这三年中，侯赛尼干了另一件事，他抓“内奸”。谁和英国人有联系，谁和犹太人做生意，谁就是内奸。枪毙、暗杀，一个接一个的巴勒斯坦人死在自己人的枪下。
一个没有军事才能的人，领导了一场军事起义。他既不能打，又不肯谈，唯一的力气，全用在了自己人身上。纳沙希比家族有能力的人也死了，仅剩的凝聚力也没了。
到最后连英国人都开始通缉他了。他只剩一条路，找新的靠山。他逃出了巴勒斯坦。从黎巴嫩到伊拉克，最后，他去了柏林。
找到了那个最不该找的人。
然后，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阿明·侯赛尼和希特勒一起，留下了一张让巴勒斯坦人蒙羞八十年的照片。
被放错位置的人
巴勒斯坦领导人这个位子，不是侯赛尼去要的。是英国人把他放上去的。在中东的近代史上，这样的错位不止发生过一次。
我曾说过，当你回头看历史，在很多岔路口你很难分辨，那个改变历史的到底是人，还是宿命。
曾经有一个人，差一点就坐上了侯赛尼的位置。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大穆夫提，而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真正的领袖。
如果你看过伊拉克的故事，肯定还记得哈希姆家的那个三儿子。
费萨尔·侯赛因·哈希姆（Faisal I bin Hussein al-Hashimi）
“一个天生的领袖，有勇气，有远见，最会团结部落打仗的人”。
一战结束后，费萨尔最想要的就是叙利亚。当时的“叙利亚”指的是整个大叙利亚地区：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还有巴勒斯坦。
1918年10月，他带着阿拉伯军队冲进了大马士革。叙利亚人民涌上街头，站在路边呼喊他的名字。许多人往他的马面前扔鲜花。
费萨尔是他们心中的英雄。四百年了，终于有一位阿拉伯人要来统治这里了。
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一张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照片。
左边那位，是犹太人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故事里说到的那个大学化学老师。在一战中帮英国解决了弹药危机的那个人。他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右边那个人是费萨尔。
两人肩并肩地站在沙漠里，拍了一张合影。
半年后，1919年1月，他们正式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是：阿拉伯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犹太人支持费萨尔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两个民族，各取所需，和平共处。
在今天看来，两个不可能的人，站到了一起。费萨尔甚至说过一句话：“我们欢迎犹太人回家。”
假如，只是假如，费萨尔真的统治了大叙利亚，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有了自己的定居点。今天的中东会和平吗？
没有人知道。
因为历史在岔路口只是转了个弯，就又回到了原路上。
费萨尔在叙利亚的王位上只坐了138天。英国人背叛了他，法国人带着大炮打了进来，夺走了叙利亚。费萨尔被赶出了大马士革，他和魏茨曼的协议也就作废了。
英国人把他塞去了伊拉克当国王，冠冕堂皇地说这是一个补偿。费萨尔最后死在了欧洲。此后半个多世纪，再也没有一个阿拉伯领袖敢跟犹太人说：“欢迎回家。”
1921年，两个人的命运在同一年被改写。
36岁的费萨尔被塞到了不想去的伊拉克。没被人民选中的侯赛尼被扶了上去，坐在了巴勒斯坦领袖的位子上。
二十年的空白
见完希特勒的阿明·侯赛尼在柏林住了四年。主要干的就一件事，煽动仇恨。他隔三岔五地走进纳粹的电台，向中东喊话，说来说去就一句：
“杀死犹太人，杀死英国人。”
最恶劣的一件是在1943年。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准备放几千名犹太儿童去巴勒斯坦，他写信给两国政府要求拦下来，建议改送波兰。那些孩子最后被送去了波兰的集中营，大部分没有活下来。
1945年，德国战败。侯赛尼伪装成叙利亚人逃到了开罗，后来又跑去了黎巴嫩，住在首都贝鲁特。1974年，77岁的侯赛尼死在了那里。他的临终愿望是葬在耶路撒冷，葬在一块能看见圣殿山的墓地里。
这个要求被以色列拒绝了。
侯赛尼死了。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早就被抛弃了。从他1941年走进柏林总理府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抛弃了巴勒斯坦人民。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从那以后整整二十年，巴勒斯坦人没有领袖。
75万的巴勒斯坦人变成了难民，分散在不同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里。留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的，只剩下了约旦控制的西岸和埃及控制的加沙。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以色列在建国后修路、办大学、升级军队，变得越来越强。
而巴勒斯坦人，除了恨，什么都没有。内部被清算过，外部被打散了。偶尔有年轻人从加沙越过边境去偷袭以色列，也被定义成恐怖袭击。
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阿拉伯好兄弟们，并不希望巴勒斯坦人有领袖。以色列已经建国了。再坚持给巴勒斯坦人建国，对阿拉伯兄弟来说不是好消息，是灾难。所以他们能做的，无非也就是接纳那里的难民，再替“兄弟”说说话。
直到1959年。
科威特的一间公寓里，几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围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30岁，是个土木工程师，他在开罗出生，母亲来自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的远支。
他叫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后来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头上的那条黑白格的方巾。
他的故事，我们下一集说。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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