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连接了苏联、中央情报局与女权主义。在冷战的背景下，妇女权利成为东西方较量的一个战场。华盛顿试图应对莫斯科展示的女性现代化形象，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因此脱颖而出。
要理解美国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影响，不能不提及俄罗斯。斯泰纳姆一生致力于推广一个曾被视为激进的理念：女性应当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周，她在纽约家中平静离世，享年92岁。尽管她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引发激烈争议，但这并未削弱她的影响力。
事实上，斯泰纳姆在20岁出头、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时，曾在一项背景不明的“奖学金”资助下前往印度，进行为期两年的报道工作。当时，刚获得独立的印度正在推行甘地式社会改革，女性积极参与，探索自己的社会地位。
回国后，她希望继续传播这种开明理念。然而，企业对此毫无兴趣，愿意提供资金的却是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愿意提供资金，但条件是成立一家智库，即“独立研究服务机构”。斯泰纳姆受命带领一批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青年和专业人士，前往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参加由苏联组织的世界青年节，提供一种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选择。作为交换，她需要提交有关见闻的报告。
在冷战期间，西式自由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中，她站在了前沿。那么，这与她为妇女权利和平等奋斗的毕生事业有何关联？关系重大。在斯泰纳姆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带领美国人参加青年节的同时，该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担忧这些活动利用和平、兄弟情谊和社会进步吸引非苏联共产党人士。
报告引用了1956年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一段节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节”，将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青年与和平的节日……让我们向外国同代人展示苏联人民富有灵感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我们苏联社会主义祖国的财富，以及苏联人民引以为傲的一切。”
苏联尤其自豪的是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的重要作用。二战后的巨大人员损失使女性走上更多工作岗位，成为一种现实而务实的选择。苏联妇女委员会借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节之机，与来自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女性建立联系。外交史学家的研究显示，该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表明，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女性对苏联模式感兴趣，其中包括托育保障和女性劳动参与等内容。
苏联档案显示，来访者接触到苏联的各类机构后，开始思考“本国社会的新可能性”。女性地位尤其是苏联接待方与外国来访者建立共识和团结的重要议题之一。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节上，苏联把女性的社会地位纳入国际文化外交的一部分。女性被塑造成受过教育、积极参与苏联公共生活的社会成员。
中央情报局随后资助斯泰纳姆参加1959年和1962年青年节，她也因此接触到这一新的女性模式。当时，华盛顿也愈发重视与苏联这一新经济模式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约翰·F·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成立了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并由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席。已故参议员泰德·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还曾表示，肯尼迪本人对苏联女性担任重要职务印象深刻。
1963年，斯泰纳姆发表了一篇卧底调查文章，揭露休·海夫纳“绅士俱乐部”中对女性的剥削。这距离她参加其中一次青年节仅一年。同一年，苏联把一名女性送入太空，而美国的女性则还在为薪水承受职场不当对待。
中央情报局注意到并关注国内外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处境，甚至收集了一份1965年的国会报告。报告指出，女性遍布苏联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已经成功改变了社会习俗和公众对女性就业的态度”。
中央情报局1963年一份关注苏联领导人才潜力的报告发现，“到1959年，苏联约80%的医生，以及近75%的教师、经济学家和规划人员都是女性”。1974年，斯泰纳姆推出全国性政治女性议题杂志《女士》，并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已有3年，华盛顿的兰德公司仍在持续研究苏联与美国女性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角色差异。
苏联早已认识到，让女性参与工作、接受教育，并将她们展示为社会进步的证明，具有重要价值。华盛顿不久后也理解了推出自身版本的竞争价值。斯泰纳姆进入美国建制派与俄罗斯围绕不同现代性模式展开的冷战竞争时，女性地位恰好已成为这场意识形态较量的一部分。
她在恰到好处的时机走进了一扇美国建制派正等待开启的大门。而这扇门，早已被苏联的男性与女性推开。
作者：蕾切尔·马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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