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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6日,美国司法部对外披露,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已向三名中国台湾籍工程师签发逮捕令,其中排在首位的名字是Stephen Chen,也就是曾在福建晋华担任总经理的陈正坤。这份通缉令借由国际渠道向全球发送,指控他所参与的团队“窃取”了美光科技的DRAM商业机密。距离2026年9月已过去六年多,围绕这位芯片人的诉讼、封锁与反制,早已改变了中国存储芯片行业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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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陈正坤从美光离职。几个月后,他加入台湾联华电子(UMC),负责组建新的存储业务开发部门。2016年1月,联电与福建晋华签署技术合作协议,晋华向联电提供研发资金与设备,双方共同开发DRAM工艺,产品则由晋华负责量产。联电为此在台南设立了新事业开发中心(NBD),陈正坤出任该中心负责人。这段安排后来成为美方指控的核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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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国大陆的存储芯片几乎全线依赖进口。国际市场上,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家企业长期把持DRAM近九成的份额,25纳米工艺被视为门槛级技术。福建晋华由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晋江能源投资等主体共同出资组建,落地于晋江市,被视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落地过程中的重点项目。陈正坤的加入,为这条自主DRAM路线补齐了工艺经验层面的关键一环。

从产业的角度看,晋华项目的目标并不复杂,就是要在最基础的存储芯片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报告曾指出,存储芯片是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中占比最大的品类之一,突破哪怕一个节点,都能带动国内整个供应链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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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转向对抗,是在2017年年底。2017年12月,美光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联电、福建晋华及陈正坤等列为被告,主张对方侵犯DRAM商业机密。次年1月,联电在福州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光提起反诉,指控美光多款DRAM及固态硬盘产品侵犯自身专利。2018年7月,福州中院裁定对美光在中国大陆销售的部分芯片产品发出临时禁令。这场跨境诉讼由此进入正面对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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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随之升级了行政层面的施压。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公告,将福建晋华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理由是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禁令生效后,包括应用材料、泛林、科磊在内的美系设备与软件供应商相继中断合作,晋华正在调试中的12英寸产线陷入停摆。

当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对外公开一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联电、福建晋华及陈正坤、何建廷、王永铭三名个人涉嫌“经济间谍、窃取商业机密”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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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加州北区联邦法院签发全球逮捕令。围绕陈正坤个人的“通缉”走到台面上。据The Register等媒体2020年6月26日的报道,检方在庭审前提交动议,理由是三名被告未能按期出庭。同年10月,联电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就“接收商业机密”的单项罪名认罪,并支付6000万美元罚款,作为交换,联电同意配合司法部的后续调查。这份协议将主要指控的压力向福建晋华和陈正坤本人集中。

美方通缉令签发之时,福建晋华的处境十分紧张。设备撤离、软件断供、员工外流,这些都是当年公开报道中真实发生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18年及此后的多次例行记者会上均表态,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科技问题政治化,敦促美方停止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与打压。2023年5月17日,外交部就类似议题再次作出回应,重申中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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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程序的角度看,美方所谓“价值数十亿美元商业机密”的指控,缺少能在美国本土法院被采信的核心证据。加上被告一方均不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内,这份跨境逮捕令实际上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意义上的施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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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通缉令走向失效的,是四年之后的一纸判决。2024年2月27日,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Maxine M. Chesney在旧金山对福建晋华涉嫌“经济间谍及窃取商业机密”一案作出无陪审团判决,认定检方未能提供足以支持指控的实质性证据,宣告福建晋华无罪。这一判决直接切断了对陈正坤个人指控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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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落地之后,福建晋华的项目恢复推进节奏。企业层面公开的信息显示,晋华在2019年之后一直没有停止工艺攻关,只是主要依赖国产及非美系设备重构产线。中芯国际、长鑫存储、北方华创、中微公司、上海微电子等企业组成的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包括刻蚀设备、清洗设备、部分测量设备在内的多项国产化替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3514亿块,同比增长6.9%;2024年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存储芯片是其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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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正坤个人,在福建晋华获判无罪之后,他继续留在企业技术团队之中。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工商信息显示,他仍以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出现在福建晋华相关登记信息里。截至2026年9月,美国司法部并未对2024年的判决提起有效上诉,加州法院于2020年签发的针对陈正坤的逮捕令,随着主案无罪判决的落地已不再具有实质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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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12月的民事诉讼,到2018年10月的实体清单,再到2020年6月的通缉令,直到2024年2月的无罪判决,前后跨度六年多。美方原本希望借由司法工具将一名中国大陆存储芯片项目的关键技术负责人钉在被告席上,最终换来的是一份对己方不利的判决,以及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加速自主化的现实。

对陈正坤而言,法律层面的清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对整个行业而言,被“卡脖子”的痛感催生了替代方案,而替代方案又在诉讼与制裁的压力下被反复淬炼。到了2026年,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那个连一颗25纳米DRAM都无法自给的市场。所谓“通缉一位科学家可以拖住一个行业”的算盘,最终没有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