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7日，天津罗斯福路一带出现了一支格外显眼的送葬队伍。八个人抬着棺材，前后有治丧人员，沿途锣鼓不断。棺材里躺着的，正是四天前被人民法院依法枪决的袁文会。
这场葬礼很快引起议论。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汉奸，家属非但没有低调收殓，反而大操大办，青帮旧部纷纷前来吊唁，场面竟像是在为一位“体面人物”送行。对天津百姓来说，这不是普通丧事，而像是旧势力对新政权的一次试探。
事情还要从袁文会在天津的名声说起。
袁文会生于1901年，出身天津脚行家庭。年轻时，他没有走正道，长期混迹于街头。后来经青帮人物白云生引荐入帮，又借助军政人物和警察系统中的关系，很快在天津站稳脚跟。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天津最大的恶霸。早年他靠争夺赌场、控制娱乐场所起家，随后广收门徒，插手戏园、曲艺场和烟馆生意。艺人若想在天津谋生，往往要找所谓“师父”庇护，实际上必须按时交钱。袁文会便利用这种规矩，既充当保护者，也成为压榨者。
他的势力逐渐伸入天津社会的多个角落。赌场、烟馆、戏园乃至码头脚行，都能见到其爪牙。普通百姓遇到纠纷，不敢轻易报官；一些商贩和艺人即便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
真正让袁文会背负汉奸罪名的，是他在日本侵略势力面前的选择。
1931年，日本特务势力在天津制造混乱，策划所谓便衣队活动。袁文会利用青帮关系拉拢人员，为这类行动提供便利。日本占领天津后，他又与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往来，凭借娱乐场所人员复杂、消息流通的特点，为日方搜集情报、控制社会提供帮助。
他还组织带有汉奸性质的团体，借青帮网络散布有利于日本侵略的言论。部分商号表面经营普通生意，背后却涉嫌诱骗、贩运华工。天津百姓对这些事情并非毫不知情，只是袁文会势力太大，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抗战胜利后，清算汉奸本应成为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但当时天津的审判并不顺利，案件办理迟缓，量刑偏轻，执行也常常拖延。袁文会在1946年被捕后，虽然接受过审讯，许多罪行也被调查，却因当时的减刑、大赦政策和司法程序问题，未能立即受到应有惩罚。
1947年1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相关减刑和大赦办法。由于袁文会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规定期限以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利十年。至于汉奸部分，原本还需由有关法院继续提起公诉，结果案件长期悬置。
监狱中的袁文会并未真正收敛。旧日门徒仍能进出打点，逢年过节送来酒肉财物。他虽失去自由，却没有完全失去过去的排场。天津百姓听说这些情况，心中的不平越积越深。
1949年天津解放后，旧有的保护网被打破。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司法机关开始重新接收和审理遗留案件。天津人民法院院长王笑一亲自督办袁文会案，法院陆续收到十几封检举材料，并通过调取档案、走访证人，重新核实其投敌、欺压民众和非法经营等问题。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袁文会案。法庭认定其汉奸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死刑，除留给家属的必要生活费用外，其余财产全部没收。案发后查明，袁文会名下有多处房产、店铺、公司股份和存款，另有大量古董器物。这些财产的来源，也成为其长期盘剥民众的重要旁证。
天津市领导对执行工作十分重视。袁文会党羽众多，旧日关系复杂，必须严密看管，防止有人劫走罪犯或制造事端。12月25日，执行命令下达，袁文会被押往河北区小王庄刑场。
沿途群众挤在道路两旁。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怒目而视。临近刑场时，人群中传出喊声：“毛主席给我们报了仇！”这句话未必能概括所有人的心情，却真实反映了天津民众对这个恶霸汉奸长期积压的痛恨。
那一年，袁文会49岁。曾经前呼后拥的青帮头目，已经面容憔悴，神色灰败。枪声响起后，天津人民法院张贴布告，宣布死刑执行完毕。围在道路两旁的群众这才散去。
然而，案件并没有因枪决立即结束。袁家随后大办丧事，棺木、仪仗、治丧人员都极为铺张，青帮旧人借机聚集。天津市委认为，这种做法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属操办后事，而是对人民政府和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
四个月后，天津市一区区委为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这场葬礼作出检讨。公安机关还调查了丧事开支及参与人员，并要求各部门警惕旧势力借丧葬、祭祀重新结集。袁文会被执行死刑，标志着一个恶霸汉奸的生命终结；而对其余社会关系的清理，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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