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
苏中一带的天，说变就变，白日里还见着太阳，到了后半夜，雾气就从河沟里、芦苇荡里往外冒，贴着地皮走，人踩上去，裤脚一会儿就湿透了。
在当时，白佛寺里的狗一叫，周围村子的人就知道：天快亮了。
这白佛寺，庙门朝南，门前一条土路，路两边是芦苇和黄豆地。原先寺里的和尚被赶了出去，后面驻进去了十几个人，十几条枪。为首的是原国民党口岸区一个姓蒋的区长。那伙人仗着手里有枪，今天收捐，明天要税，把周围村子、十里八乡全都搅得鸡犬不宁。
后来，他们又跟日寇勾连，当了汉奸。
杨桥区一带的老百姓们，一提起白佛寺，全都牙根都发痒，可谁也不敢明着说。
通如区民众抗日指挥部第三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刘步青，早就盯上了这颗毒牙。当年8月，他把战士们叫到一处破祠堂里商量。
刘步青说：“白佛寺地形偏，敌人有枪，硬打要吃亏。要拔钉子，先得摸清门道。”话音没落，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自告奋勇：“队长，我去。”
此人名叫朱宽典，1919年生，嘶马镇太字村人，瓦工出身。刘步青晓得他精明，手脚利落，遇事不慌，便点了头。
第二天起，白佛寺附近便多了个拾狗屎的村民，此人便是朱宽典扮的。
朱宽典背一只狗屎篓，拿一把粪叉，穿件旧褂子，跟庄稼人没两样。他不往寺门口死盯，只顺着土路慢慢走，眼睛看粪，耳朵听事。
几天下来，他把白佛寺的底摸了个七七八八：寺门朝南，白天一个哨，后半夜一个哨，天快亮时哨兵最困；十几个人住在西厢，枪架在墙边；蒋区长住在东头小房，门口还挂着一盏马灯。
他把这些一五一十报告给刘步青。
刘步青听完，拳头一攥：“行动，咱们明天临近拂晓，动手。”
那天后半夜，天黑得像锅底。刘步青带着几十个人，悄悄伏在白佛寺外头的沟里。沟里长满野草，露水冰凉，谁也不敢咳嗽。
临近拂晓之时，起了大雾，朱宽典背起狗屎篓，右手在篓底握着手枪，枪身贴着掌心。他一步一步朝寺门走，脚下踩着湿土，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寺门口那个哨兵正抱着枪打盹。听见动静，他猛地抬头，喝问：“什么人？”
朱宽典不慌不忙，答道：“拾狗屎的！”
雾大，哨兵看不清人脸，便叫朱宽典双手拍着，慢慢走近。
这一下可难住了朱宽典。他右手握着手枪，怎么拍手？一拍，枪就露了。他心里一急，忽然灵机一动，抬起左手，朝自己脸颊上“啪”地打了一下，紧接着又“啪”地打了一下。
响声在雾里传开，哨兵听着，只当他在拍手，便放松了警惕。
朱宽典边打边走，脸火辣辣地疼，脚步却一点不乱。他心里明白：脸疼不要紧，命要紧，队伍能不能进寺，全看这几步。快到哨兵跟前时，他猛地抽出右手，枪口一下顶住哨兵的心窝，低声说：“别动，动就送你见阎王。”
哨兵一哆嗦，手里的枪“当啷”掉在地上。
朱宽典不等他喊，左手一按，把他按倒在地，扯下腰带捆了，又塞住嘴。随后，他朝沟里学了三声猫头鹰叫。
刘步青听见信号，把手一挥，几十个人立刻冲进白佛寺。
寺里的人还在睡梦里。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抱着被子，枪还没摸到，就被堵在屋里。蒋区长从被窝里被拖出来，吓得脸色发白，连声求饶。十几条枪全被缴了，十几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就这样，白佛寺这颗毒牙，天亮前便被拔掉了。
老百姓听说后，纷纷拍手称快。
朱宽典后来继续参加地方抗日武装，扛过枪，流过汗，1997年去世，一辈子没把自己当英雄。可白佛寺的故事传了下来：一个拾粪的“村民”，一只狗屎篓，一把手枪，几下巴掌，就摸掉了敌人的哨，帮队伍端了汉奸窝。
那年月，国家有难，普通人能做什么？
国家有难时，普通人也能挺起腰杆。这种胆气，不在高处，就在脚下那条土路上，在雾里，在老百姓中间。
白佛寺的狗在叫，天到底还是亮了。
朱宽典的英勇事迹，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他那几下巴掌，却一声一声，留在了村民们的口中、心里。
朱宽典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英雄，可英雄这两个字，他却实在是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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