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清明节前夕，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内，时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携妻子参观，并特意邀请当地电视台进行报道。一个平日很少露面的官员，突然选择在清明前往革命纪念场所，动静自然不小。
有人觉得这是缅怀先烈，也有人私下议论：徐其耀曾长期在盐城任职，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高调出现？据相关案件材料记载，当时盐城已有干部因经济问题接受审查，关于徐其耀的传闻也开始流传。这次参观，更像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公开亮相。
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调查方向。办案人员后来掌握的证据表明，徐其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抗洪一线连续指挥的干部。他曾经拥有过不错的口碑，却在仕途受挫和权力扩张后，逐渐把职务当成了谋利工具。
徐其耀是抗日烈士子女，年轻时得到组织培养，接受过高等教育。1989年，他出任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时年46岁。那段时期，他在盐城推动国道建设、机场建设和开发区发展，也扶持过一批地方企业。
1991年，盐城遭遇严重汛情。徐其耀在抗洪救灾一线连续工作28天，和干部群众一起处理险情。那时的他，确实被不少盐城人看作能干事、肯吃苦的地方官员。遗憾的是，早年的成绩并没有成为约束后来的力量。
1995年盐城市委换届调整时，徐其耀没有如愿成为市委书记，而是继续担任市长。职位变化带来的落差，使他开始频繁寻找所谓的“关系”。有人对他说：“只要打通上面的门路，位置不是没有希望。”
一名在盐城工作的外企代表，正是借此机会接近了他。对方自称认识高级领导身边的人，暗示只要拿出十万元，就能帮助徐其耀升迁。徐其耀找到曾经受过他关照的商人陈寿康筹钱，陈寿康很快交出十万元。
钱送出去，人却消失了。
徐其耀并没有因此收手。1996年，他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时，又通过旅社老板郝某寻找“门路”。郝某把价码提高到二十万元，声称自己与高级领导有亲属关系。徐其耀再次找陈寿康拿钱，结果又一次被骗。
两次受骗后，他没有反思自己为何相信权钱交易，反而产生了另一种念头：既然靠送钱未必能换来升迁，不如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获利。这一转变，成为他从失意走向失守的关键节点。
1997年，徐其耀调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此时江苏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土地、工程和资金项目集中到权力部门。掌握审批和资源分配权后，他开始接受企业主的请托，并从中索取好处。
盐城鸿基公司曾谋求在南京开发房地产项目。按照正常招标程序，这家公司并无明显优势，于是有人找到徐其耀，提出以利润分成作为回报。项目落地后，公司获利约二百万元，徐其耀则收受一百二十万元。
数额太大，现金不便直接交接，双方便设计出“亲属入股”的办法，把受贿款转化为建筑公司的股份和分红。此后，徐其耀又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这家公司取得多个工程项目。案发前，该公司还拿到了南京小市街一带的开发资格。
这并不是孤立行为。亲友、商人和地方干部看准他的贪欲，有人送现金，有人借打麻将输款，还有人通过“投资”“分红”等方式输送利益。权力一旦可以标价，正常的行政程序便会被熟人关系替代。
随着江苏反腐工作推进，徐其耀的一些老部下相继落网，他开始设法掩饰问题。办案材料显示，他曾把行贿者名单列出，挑选那些“嘴不严”的人退回部分款项，对关系较近者则开具欠条，试图把受贿所得伪装成借款。
新四军纪念馆那次公开参观，也发生在这种紧张背景之下。它或许能制造爱党爱国的形象，却不能替代账目、证词和资金流向。调查人员从相关案件入手，逐步查到了他的受贿事实。
在调查过程中，徐其耀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揭露出来。有关人员通过商人和娱乐场所经营者获得线索，发现他曾利用职权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要求他人提供陪侍。这些线索成为突破口之一，也让案件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扩大。
被控制后，徐其耀一度试图隐瞒赃款去向。他让妻子把部分钱藏在老家粪坑，把存折压在老屋瓦片下面。这样的藏匿并没有奏效，调查人员根据证言和资金线索，很快找到了相关财物。
案件审理查明，徐其耀利用职务收受巨额财物，涉案金额达到数百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追缴全部赃款。那个曾在洪水中连续奋战28天的市长，最终因把公权力变成私产，走到了法律惩处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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