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张轸冒险进了武昌，见的是鲁道源。
这不是一场普通拜会。
江北的炮声已经压近武汉，白崇禧的部队准备南撤，城里的工厂、码头、电台、水电设施，都悬在一纸命令上。鲁道源坐在武汉守备司令的位置上，手里握着第五十八军，也握着这座城最后几天的安危。
张轸把话说得很直：大势已经变了，一起起义，保全部队，也保住武汉。
鲁道源没有马上接话。
屋子里静了下来。
这个云南昌宁人，一八九八年生，二十多岁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在滇军里一步一步升上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军旅履历摞起来，足够压住一张桌子。
可压不住的，是他脑子里那套旧规矩。
他最后只撂下一句：“忠臣不事二主。”
张轸听懂了。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的路就分开了。
鲁道源不是没有打过硬仗。
一九三八年，五十八军出滇抗日，他任新编第十一师师长。云南山路长，部队从昆明出发，走贵州，奔湖南、湖北，几千里路，脚底磨出的血泡，最后都踩进了抗日战场。
长沙会战里，鲁道源的名字几次出现在战报中。
一九四一年一月，九岭方向吃紧，他旧疾发作，仍赶到前线督战。部队重新夺回九岭后，他题下“立马九岭”。
那是他的高光时刻。
再往后，第三次长沙会战，影珠山一带成为日军撤退要道。五十八军和友军堵截、追击，山路、雪风、炮火，全部搅在一起。鲁道源后来还为阵亡将士立碑，写《影珠山烈士碑歌》。
抗战八年，他身上有真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常德战事惨烈。五十八军赶到沅水南岸，参加反攻。常德城内巷战未止，鲁道源把部队往前压，最后常德收复。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鲁道源代表第五受降区受降主官薛岳，接受日本第十一军投降。
笠原幸雄呈上投降书和佩刀。
鲁道源站在受降官位置上，胸前是勋章，面前是败下来的侵略军将领。他说，希望从过去流血中产生更完美的世界。
这一天，他像是走到了军人一生最体面的地方。
可四年后，还是武汉。
同一个鲁道源，站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对面。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武汉不再是能长期固守的堡垒，只是白崇禧集团南撤前的一道门。
张轸已经在准备起义。
他不是一开始就毫无顾虑。部队、地盘、官职、后路，每一样都要掂量。可形势逼到眼前，留下武汉打一场注定失利的硬仗，只会让城里百姓和城市设施一起陪葬。
五月十五日，张轸在金口率部起义。
武汉局面一下变了。
白崇禧的部署被打乱，国民党军仓皇南撤。五月十六日、十七日，汉口、武昌相继解放，武汉三镇没有经历预想中的大战。
鲁道源没留下。
当天下午，他以武汉守备司令身份发表书面谈话，宣布放弃武汉，部队午夜前撤往武昌。
城里还有另一笔账。
五月上旬，鲁道源逃跑前扬言破坏城市。武汉地下党组织工人护厂护店，又通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工商界人士出面周旋，给军警单位送所谓“酬劳费”，只求他们撤退时不要破坏水电、工厂、商店。
解放前最后一晚，鲁道源又以不破坏为由索要现洋。
钱送到了司令部。
城保住了。
这就是他身上最难讲的一面：抗战时，他曾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内战末路，他又成了旧政权撤退前勒索城市的人。
一句“忠臣不事二主”，听上去像旧式军人的节义。
可他忠的不是受苦的百姓，也不是正在换天的中国，而是一个已经失去民心的旧政权。
这就是代价。
武汉之后，鲁道源继续南逃。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广西战役中，他的第十一兵团残部遭解放军打击，随后退入越南。
一九五二年，他去了台湾。
晚年的鲁道源，离开了云南，离开了常德、南昌，也离开了武汉。旧军装、旧照片、旧勋章，还能证明他曾在抗日战场上站过一段硬骨头。
可五月十三日那次谈话，也一直留在他的履历里。
张轸走向金口，鲁道源走向南逃。
一张地图上，两支旧军队的箭头，从武昌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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