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盛宣怀与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北洋大学堂|盛宣怀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1895年，甲午战败的屈辱尚未散去，《马关条约》的墨迹犹湿，举国士大夫在震惊与痛定思痛中开始追问：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何以在坚船利炮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答案逐渐清晰——仅有器物层面的仿制，没有人才体系的支撑，所谓“自强”不过是沙上建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一位长期奔走于洋务实业第一线的实干家，将多年办厂、开矿、修铁路的切身体会，凝聚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判断：“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材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就是盛宣怀。

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一生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等数十家近代企业，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然而少有人留意，他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之父”——1895年由他提请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三年。在科举尚未废除、传统书院仍占主流的时代，他力排众议，以哈佛、耶鲁为蓝本，搭建起中国最早的现代分科教育体系，培养出王宠惠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杰出人才，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本文梳理盛宣怀从洋务干将到教育先驱的思想脉络，还原北洋大学堂从酝酿、创办到艰难维系的完整历程，展现这位“实业之父”为中国新式教育留下的开创事业。

盛宣怀

洋务历练：实业救国中萌生的兴学之志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晚号止叟，江苏常州人，生于1844年。同诸多清末仕人的经历不同，盛宣怀的早年科举并不顺利，虽考中举人，但多次会试均未能考中进士。19世纪60年代初，他在江苏、安徽等地任知县等官职，但仕途也并不顺畅。1863年，因在江苏巡抚李鸿章幕府中参与文案工作，开始接触洋务事务。1866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盛宣怀被委以重任，负责督办，自此逐渐走入洋务运动的中心。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洋务派重要人物，积累了管理近代工业的经验。

科举之路的顿挫，反而将盛宣怀推向了一条更贴近时代需求的实干之路。19世纪70年代开始，盛宣怀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871年，27岁的盛宣怀受李鸿章的派遣，赴日本考察。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由“自强”向“求富”转变，从重视军事工业，转向更加重视民用工业。尤其是洋务派认识到了煤炭和钢铁的重要性，提出要用洋法采煤炼铁，以自给自足，不再受制于人。

长年在洋务一线摸爬滚打，盛宣怀比同时代大多数士大夫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才匮乏的掣肘。在办洋务的过程中，盛宣怀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渴望越来越强。早在经营湖北煤铁开采时，他便指出“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尤其是盛宣怀在办理洋务事业和洋人交往中，深感“本大臣不谙文理，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盛宣怀还同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作比较，提出过培养人才的迫切性。他说：“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财之才如彼否？”

痛感人才之缺，盛宣怀没有停留在呼吁层面，而是将兴学办学视为洋务事业的延伸与根本。在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上，盛宣怀认为必须自己培养，短期聘用的外国“洋师”不能长久。培养人才又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矿务、机器、冶金等方面的人才。盛宣怀有了想法就去做，虽然当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盛宣怀坚定不移：“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他在办电报、掌管轮船招商局等过程中，先后主持或参与开办的学校有：1880年建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建上海电报学堂、1890年建兰州电报学堂、1888年建烟台矿务学堂（未成）、1892年建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1893年建北洋医学堂等，涉及电报、矿务、轮船、铁路、冶炼等实业领域。

这些实业学堂的兴办，为盛宣怀后来创办综合性现代大学积累了经验，而一位美国教育家的出现，则直接推动了北洋大学堂的诞生。1892年，盛宣怀任津海关道时，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C. D. Tenney）是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且对教育有自己的考虑，自办中西书院，二人来往颇密，常常研讨办学之事。盛宣怀和丁家立经过详细研究讨论，制定了一个实施计划，准备筹备一个新式学堂。

甲午危局：民族阵痛里诞生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如果说此前的办学实践还只是洋务事业的配套举措，那么甲午战败的剧痛，则将兴学育才推向了救亡图存的最前沿。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签订的一纸《马关条约》让举国士大夫陷入巨大的震动与反思。历时数十年的洋务运动，执着于器物层面的革新，最终却落得惨败结局。朝野终于看清：旧有的科举取士体系，只能培养熟谙八股文章的士大夫，却无法供给国家急需的工程、矿务、法律等专门人才。上至光绪皇帝，下至朝野有识之士，都把兴办学堂、储备人才视作自强的核心出路。光绪颁布诏书，直言国事艰难之际，必须蠲除积弊，力行实政，立学堂被列为图强要务之一。

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鲜明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材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观察日本近代崛起之路，看到日本广设各类学堂，外交、军工、工矿人才皆出自学堂教育。反观当时的中国，制造工艺仰仗不通算学的匠徒，洋务官员取自科举诗文之士，想要和列国竞争，无异于缘木求鱼。

基于这一判断，盛宣怀将多年办学构想付诸实施，在天津擘画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蓝图。1895年9月，盛宣怀经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向朝廷递上奏折，奏请设立新式学堂。9月11日，便已经在《申报》登载招生广告，足见时局紧迫、求才心切。10月2日，光绪御笔硃批“该衙门知道”，正式批准办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就此诞生，这一天，也成为后世天津大学传承至今的校庆日。学堂分为头等、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即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科，拟定四年学制；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同样四年学制。1895年德国人绘制的天津地图上，赫然留存下“大学堂”三字，为这所学堂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次年盛宣怀调任上海，延续储才兴学的理念，创办南洋公学。

北洋大学堂甫一问世，便以其全新的办学形态，与传统教育体系划清了界限。科举尚未废除，传统书院以经史子集儒学经典为核心，旧式洋务学堂大多只是单一技术训练机构。而北洋大学堂拒绝八股帖括，汉文只研习策论，讲求实在学问；直接对标哈佛、耶鲁的办学范式，建立起中国最早的现代分科体系，初创便设立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门学科，后续增设铁路专科，开办师范、法语、俄语班。开设四十余门课程，基础阶段研习英文、理化、天文、微积分，高年级深耕法律、土木、采矿、机械等专业。课程设置完全贴合晚清国家现实需求：兴办工矿，便有矿务机器；筑路修桥，便有工程学科；对外交涉频仍，便开设万国公法、商法相关课程。

创业维艰：夹缝中坚守的大学定位

然而，这所超前于时代的新式大学，从创办之初便面临着来自社会观念、管理认知和经费保障等多重困境。北洋大学堂作为完全的新式大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认可问题。科举制度自隋开设以来，到清朝影响依旧，而这样的一个新式学堂放弃了科举的道路，百姓们能否接受就成了问题。因此，北洋大学堂开设之初，就从香港、广东、上海、直隶等地招生，按照章程录取30人。这些地方接触新事物多，对新式学堂接受程度也更高。而且在招生时，答应给头等学堂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每月分别给予四两、五两、六两等的“膏火银”，实实在在——这个助学金的额度在清末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

社会认同的难题尚可通过招生地域和优厚待遇逐步化解，而管理层面对大学定位的认知偏差，则更需要盛宣怀亲自捍卫。由于盛宣怀对北洋大学的定位之高，远超当时普通官员的认知范畴，所以开办之初，北洋大学还面临着管理层面的认知鸿沟。1896年，盛宣怀调到上海，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被授予“专折奏事权”，授太常寺少卿衔，直至1902年长期担任招商局督办。北洋大学堂督办一职，基本上由津海关道兼任，而后续的继任者不是每个人都深谙盛宣怀的苦心。鉴于他的政治影响，赴沪后的盛宣怀实际上依旧把握着北洋大学办学的方向。比如曾经有人提出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德文、法文、日文，盛宣怀认为这种做法是“为小失大，弊莫甚焉”，断然拒绝。后来这样的事也曾发生，1898年，刚刚任直隶总督的荣禄也没理解北洋大学的性质，甚至想把学校改为“高等”，丁家立“大为不惬”，坚持北洋大学堂的“大学”性质，表示：如不称大学堂则各教习均欲辞差。他告知对方自己是按照大学标准聘请的教师，按大学的课程授课，断不能更改。

除了观念和定位之争，经费更是始终悬在北洋大学堂头顶的一道难题。因为北洋大学堂是按照哈佛耶鲁的模式建立的，因此教师选延、实验设备、图书等均按照顶尖高校配备，费用数目惊人。仅洋文教师每月银就达二百两，中国人讲授外文课程每月一百两薪资，每年办学经费合计达55000余两。如此巨大的额度，官银虽然支付，但难保有不时之需的掣肘，盛宣怀适时提出劝令“加捐”，多途径保障经费充足。

如果说上述困难尚属人为可解，那么国运的动荡则给这所初生的大学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北洋大学堂诞生于清朝末年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社会动荡、列强环伺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受到当时社会时局的影响。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1900年正月，清政府颁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之后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校舍被德国占为兵营，学校被迫停办，图书档案仪器设备等损毁一空。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洋总教习丁家立亲赴德国，据理力争，获得赔偿白银5万两，在天津西沽武库处，于1902年重建北洋大学堂，1903年4月正式复课。大楼采用西式的风格，钟楼上四面有大钟，成为师生和附近居民的计时标准。楼顶高悬“龙旗”，大门上面有“团龙”图案，彰显着这所大学的“皇家”身份，自此，这所学校与桃花堤、北运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学子们在桃花堤赏花吟诗念外语，成为校史中的记忆。至今学校主校区里的春天，桃花依旧灼灼盛开。

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首届毕业生合影

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

做细做实：“严”与“实”背后的国之所需

在重重困难中维持办学已属不易，而盛宣怀更为看重的，是如何将这所大学真正办成培养实学人才的园地。盛宣怀自己办洋务出身，且有办学的经历，对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有着自己的清醒认识，他与丁家立协商确定的《头等学堂章程》，除了确定了“西学学堂”的大方向，还确定了严与实的办学方针。“严”与“实”的背后，其实是救亡图存背景下，“国之所需”的时代回答。

“实”的核心，在于摒弃空疏之学，让每一门课程、每一项训练都紧扣国家急需的实用之学。因为盛宣怀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创办北洋大学时，他把一代知识分子对求自强的理念转化为对课程的设置、对人才的要求。“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取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总教习不得稍有宽徇、致负委任”。他特别提出“不能躐等”，要按照规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希望把教学工作做实。其中在人才的选拔上，要求很高。北洋大学在天津的招生至少经历了两次，“因谙代数诸学者不敷缺额，特在续招。如有通晓地理、算学、代数学，读过英文三四年以上，华文亦须能做讲论，年轻体壮，身家清白者”到电报学堂挂号，重新考试。

对“实学”的坚持，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面对办学方向被扭曲时的坚定立场上。就在办学中有人想把学校改为翻译学校的抗争中，1897年11月29日，丁家立给盛宣怀写信，明确“本堂不做翻译学堂，俾学生得有实学，此事最关紧要”。可见“实学”是一以贯之的要求。

与“实”相辅相成的是“严”——严格的品行要求与严苛的学业考核，共同构成了北洋大学堂的质量底线。北洋大学考虑要把各项工作做实，要求也很严，特别注重学生的行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七日，学校负责人之一蔡绍基给盛宣怀写信汇报说，有一个学生叫徐作樑“中西文均好，算法亦精”，但发现他有离开学校“偷食鸦片劣迹，比即驱逐”。后来的《考试章程》把学生按考试成绩分为最优等（80分及以上）、优等（70-79）、中等（60-69），下等（50-59），不满50分者为最下等（最下等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只能拿到修业证书）。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对两门课考列下等者，“有原级可留时，或留原级或出学，听学生自便”；第十二条规定：“无原级可留时，第一次考列下等者随班升级，所有分数俟毕业时照章核算，以定等差；第二次考列下等者出学”，相当于直接开除了。

严格的淘汰机制，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也让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个个堪称精英。北洋大学的要求很严，人才培养质量很高，淘汰率也就比较高。按章程要求，头等学堂每年级招收30人，1897年7月2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北洋大学堂夏季课榜名单》中，可以看到保留下24人，而目前保存的首批头等学堂毕业合影是两年后的合影，只看到了18人。

这样的理念，对盛宣怀来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实事求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是”，把每件事都做“实”，最终求得是。1935年学校校歌公布，对此给予了艺术的表达：“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名师荟萃：比肩世界一流的教学体系

高标准的办学定位，需要高水平的师资来支撑，而这恰恰是当时国内教育界最感棘手的难题。北洋大学堂的建立是开先河的创举，除了思想上有个接受的过程，其完整的西式教育在当时的国内无法解决的首先是师资问题。中国传统书院的山长、教习皆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充任，所授不出经史子集的范围；即便是此前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各类洋务学堂，所聘外籍教师也多为海军军官或技术人员，缺乏系统的高等教育背景。北洋大学堂要办成哈佛、耶鲁那样的现代大学，必须从海外延揽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业教师，这在19世纪末的中国几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丁家立从斯坦福等世界知名高校选聘了著名的名师来学校任教，任教的教师中也包括当时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博士。这样的选聘标准和外籍师资占比长期保持了下来，1908年的师资中：法律教授美籍学士席威（Warren A. Seavey）；西史和财经学教授文学士任纳福（Vincent A. Renouf）；土木工学美籍工学士裴爱仁（Myron H. Peck）、毛里尔；机械工学美籍工学士亚当士；采矿兼地质学教员美国哲学博士德雷克；化学兼冶金学美国哲学博士李德；化学美国工学士吴德渥；英文兼体育教员美国工学士饶博森等等。20世纪30年代的师资中依然不乏外国名师，冶金教授古威廉就来自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

这些来自世界名校的教授，按照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的标准搭建课程体系，其深度与广度在国内均属首创。以土木学门为例，开设课程包括：算学、应用力学、机器工学、建筑材料、地质学、石工学、道路、测量、计划制图及实习、铁路、水力学、水利机、地震学、测地学、工艺理财学、卫生工学、热机关、冶金制器学、电气工学大意、房屋构造、河海工学、市街铁路、土木行政法等。其中桥梁、铁路、计划制图及实习等课程基本贯穿三年，甚至四年。课程设置绝非简单移植西方教材，而是经过丁家立等外籍教师与盛宣怀反复斟酌，充分考虑了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修铁路、架桥梁、开矿山、办工厂，每一门课程都对应着一项国家急需的实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怀在办学理念上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代之以“西学体用”，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这使得北洋大学堂的课程体系更加直接对标西方现代大学，而非半新半旧的折中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北洋大学堂不仅重视课堂理论讲授，更将实验与实习置于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学堂创办之初便参照美国大学标准，从美国购置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各科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器材，订阅世界权威理工学术期刊百余种。矿冶实习是学堂的规定科目，外籍教师亚当士、施勃理曾带领学生远赴山东泰安、张夏等地，在崎岖万山间考察地质、采集标本，考求世界最古地层所在；兵操和体育同样是课程要求，学生还要到英国军舰上进行亲身操作训练。从上述课程可以看出，北洋大学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十分重视动手实践能力。从目前保存的历史照片看，北洋大学的学子们在冶金炉前开展实习、在野外做测量、在显微镜前观察矿物、在画图时精心描绘的画面比比皆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教育“纸上谈兵”的积弊，也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确立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北洋大学堂学生在野外测绘实习

放眼寰球：中国近代首批大学生的留学之路

在国内搭建起一流教学体系的同时，盛宣怀和丁家立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让北洋大学的毕业生走出国门，在世界顶尖学府中继续深造。正是因为名师严格要求，北洋大学的学子们培养质量很高。但盛宣怀和丁家立一早就把他们的视野放在了国际坐标体系中。在筹划大学堂之初，盛宣怀与总教习丁家立已经拟订了将来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另择其学问最优者数名送至外国游历二三年，以资历练，川资由学堂给发；其不欲出洋者，酌量委派洋务差事。”

1899年，北洋大学堂开始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随后计划送学生到美国学习，八国联军的炮火打断了这一计划，却未能动摇盛宣怀送学生出洋的决心。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京津地区，北洋大学堂被占，6月13日大学堂正式散学停办。八国联军的入侵打断了盛宣怀、丁家立两人派送学生留学的计划，而大学堂的学生们也为了躲避战祸纷纷离校。盛宣怀让学生们出国留洋的想法并未改变，他竭力邀说傅兰雅教授推动磋商，终于让北洋大学堂的学生出洋留学。盛宣怀早先就对8名学生的学习专业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虑：学习铸铁1人，学习炼钢兼炼熟铁1人，学习机器工程1人，学习化学1人，学习法律3人，学习矿务1人。

北洋大学堂的化学实验室

1901年盛夏，这批承载着盛宣怀期望的北洋学子，终于踏上了远赴重洋的求学之路。这是自留美幼童被召回后，中国近代第一批大学生的留美之路。陈锦涛、胡栋朝等7人从上海出发，王宠惠则因当时在日本学习，而由日本横滨出发。后来，根据王修植的提议，盛宣怀又增派了同样毕业于北洋大学堂的陆耀庭前往卜技利大书院（今天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深造。1901年8月中旬，他们如期抵达美国，在短暂休息后，顺利进入大学展开分科学习。

令人意外的是，这批在北洋大学堂受过严格训练的学生，入学不久便对伯克利的教学水平提出了“不满”。入学将近5个月后，王宠惠、张煜全、薛颂瀛、严锦荣等4人曾联名写信给盛宣怀，抱怨美国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不够。因为受了北洋大学严格训练的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们在美国所学基本都学过了，希望转学到东部的更先进的大学学习。这个大学位置偏僻，“诚如甘陕之于中国，不问而知其非求学之地”。而且这个学校虽然“工矿二科，实为美国超等之列”，但是这些学生所主攻的法律、商务等文科类专业“无足道矣”，而且所学的内容在北洋大学堂大多已经学过，“欲求新学，实无几矣”。

这批学生的学业表现极为出色，用优异的成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新式教育的成果。据1902年8月31日的《申报》转载新加坡《叻报》的报道，并以“中国多才”为题报道了柏克莱加州大学年度考试这批中国学生的成绩：王宠佑有3门功课得超等；王宠惠有2门功课得超等；陈锦涛共考试6门功课，其中4门得超等，2门得特等，“为合院二千五百余人所绝无仅有，人咸叹中国人才迥超乎欧美焉”。后大约经过半年，《申报》又刊登了一则《记中国游学生在美国考试事》新闻，文中称：“中国前次派往之学生，已届一年期满……其中工程生胡朝栋，习测量铁路，所画之图独冠全班，教师奖誉不止；陈锦涛习格致艺学，列入一等；吴烓灵习机器学，亦列前茅；王宠惠习律法学、王宠佑习矿学、严锦荣习政治学，均在一二等之列；惟张煜全尤为出色，于考试武备时，得有美国中卫之衔。按：学生得此衔者，不过得教习兵丁操练，然美人甚以为荣，因美国倘有战务，必须得有此衔，方能督带民兵，如无战务时，亦当实任武职也。”

这批北洋大学堂走出的留学生，日后大多学有所成，成为中国近代各领域的栋梁之材：陈锦涛获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宠惠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佑获欧洲矿学博士，张煜全获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吴烓灵获斯坦福大学博士，严锦荣获德国博士学位，胡栋朝获康奈尔大学工程硕士，陆耀庭获康奈尔大学硕士，薛颂瀛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

结语

从洋务干将到教育先驱，盛宣怀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两条道路交汇的典型缩影。他以办实业的务实精神办教育，不尚空谈、不图虚名，一切以“兴学强国”“国之所需”为旨归；他以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在科举尚未废除的年代便引入现代大学制度，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最初的航道。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是天津大学百卅余年校史的起点，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它所确立的“兴学强国”使命、“实事求是”精神、严实相济的办学方针、对标世界一流的教育标准，精准地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效用，培养出第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近代知识分子，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此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

今日天津大学溯源北洋大学堂，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卅余年征程，离不开这位“实业之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开拓与坚守。在传统与近代的转型关口，盛宣怀以实干家的魄力与教育家的远见，为中国新式教育写下了开创性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