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经历了由柴薪到煤炭的转变过程。北京西部山地不仅植物茂盛，还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因而成为北京燃料的主要来源地。关于明代北京燃料的使用、供销及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本文的着眼点，不在煤炭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西山煤炭开采所引发的利益纠葛，从一个侧面考察一下明代的权力经济形态以及北京的在地势力问题。
所谓“权力经济”，就是由政治权力对经济资源进行控制、调节和分配，在这种体制下必然会产生“权力寻租”，即依靠权势攫取非市场利润，其极端表现则为充满暴力色彩的“权力掠夺”。明代无疑是一个权力经济社会，但在全国不同地方，权力经济的强度和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居住着皇帝以及依附于皇帝的大量高级权贵，这些声势烜赫的在地势力，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依靠权势积聚起巨额的财富，把权力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成为造成京畿地区“暴力经济”（economy of violence）的重要因素之一。明代北京西山的煤炭开采，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权力经济”或“暴力经济”体系，甚至万历皇帝也通过宦官加入到掠夺者的行列之中。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加深对北京城市及周边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的认识。
一、利益打破风水：西山的封禁与破禁
“京师之西，连山苍翠，蟠亘霄汉，所谓西山是也。”作为京西诸山总称的西山，不仅山水优美，风景佳丽，而且还关系着明代“皇都”和“皇陵”的风水，正如明代官员所说：“西山形势，天造地设，环拱京师，千万载灵长之气，会聚于此。”
北京在辽代为南京、金代为中都，随着人口增长，对燃料的需求越来越多。当时所用燃料主要为柴薪，但已开始用煤。朱弁于南宋初年使金被羁留，赋诗云：“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玄云，焰焰积红玉。”金人赵秉文亦有诗云：“京师苦寒岁，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籴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看来当时西山煤炭已成为抵御冬寒的重要燃料。
元朝时期，大都人口峰值已近百万，燃料需求大增，西山煤炭的开采规模也有所扩大。《元一统志》中有如下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峪］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和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析津志辑佚·风俗》也记载：“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百，往来如织。二、三月后，以牛载草货卖。”朝鲜李朝初期的汉语读本《朴通事》与《老乞大》中，也有数处提到煤炭，可见元末大都用煤已较普遍。
明朝初年，西山仍有煤炭开采。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谈到：“煤炭出城西七十里大峪山，有黑煤洞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凿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十数里始得之，乃负戴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陨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藉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胜于然［燃］薪，人赖利焉。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里［洞］。水火炭，出城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此段记载反映的应是元末明初的情况。既然煤炭“胜于燃薪”，随着北京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开采规模也应当相应扩大。但令人奇怪的是，永乐到宣德年间，除了斋堂村仍有水和炭官窑外，文献中很少见到民间采煤用煤的记载。笔者推测，最大的可能，是明成祖夺取皇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并开始营建宫阙、陵墓，为了保护皇城和皇陵的风水，对西山等地采取了封禁政策，致使可以采煤的地域大为缩小。在禁区内，不但不准凿山挖煤，就连樵采柴薪也被禁止。
明仁宗即位后，“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往往取给千数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兵部尚书李庆建议“惟听官府采用”，仁宗谕曰：“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山出，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听人采勿禁。”次年，又敕行在户部曰：“山泽之利，当与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采之禁。今闻有拔本而取者，其于古人斧斤以时之义何如？宜禁止之。”有学者将此敕理解为重新封禁西山，不一定确切，仁宗当是禁止“拔本而取”，但允许剪伐枝丫，目的是防止山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当然，仁宗的开禁，还是有着严格限制的。在地域上，开禁范围限于居庸关以西，居庸关以东因与天寿山相接，仍被列为禁区；在资源获取方面，则应当是仅限于樵采，而不准伐石或采煤。但这种禁令很难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一方面，“西山、浑河山广地少，百姓钱粮、马匹俱出在窑”，自元代以来“乡民藉此衣食”，为了生活下去，他们难免违禁开采；另一方面，北京拥有庞大的城市人口，对燃料和建材的需求量很大，卢沟河以东及西山一带，不仅煤炭和石材十分丰富，而且距离京城较近，运输费用较低，必然成为逐利者的觊觎对象。正统四年，英宗谕曰：“近闻官员军民人等不守法度，多在卢沟河以东及西山一带凿取山石，有伤风水，好生不便。恁都察院便出榜禁约，但曾取石掘成坑坎的，饶他［罪，便着］填平。今后取石的，都着去卢沟河西一带取用，还着人巡视。若故违，仍于河东一带取石的，治以重罪不饶。”正统十二年，太师、英国公张辅不顾“卢沟河东有凿山伐石之禁”，“纵家奴即其地辟煤窑，都察院请罪辅，上特宥之”。可见，正统年间，违禁伐石采煤已非鲜见，英宗虽然要求禁止，但对于违禁的势力之家却又网开一面，并未严格执行禁令。
风气既开，自然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公开上疏要求在禁区开立煤窑。成化元年，宪宗皇后之父、都督同知王镇“奏讨宛平县地方阳家坨空闲煤窑”，经工部勘查，此窑正系应禁地方，宪宗遂未允准，并下谕：“这煤窑比先年间既有禁约，如今还着都察院出榜申明禁约，锦衣卫差人巡视。如有私自开掘的，重罪不饶。”成化十三年，舍人冯真奏要于浑河开立煤窑，工部奏令钦天监差官相看，并言：“缘由系干重事，未敢定夺，伏乞取自圣断。”宪宗下旨：“这煤窑不准开。今后灰峪山等处，还照依先年榜例，严加禁约，不许凿石掘坑，有伤风水。犯了的，重罪不饶。”但冯真却不遵禁令，串同吴冕等人“节次捏奏，仍要开窑取煤”，终于引起有关部门和皇帝的愤怒，被问拟徒绞罪，“每人着实打八十”。次年，太监宿政奏称“真等奸顽之徒，在于西山下庄村等处，仍前凿石掘坑”，都察院等衙门认为“先奉圣旨，又恐下人不知，以为专禁灰峪山窑”，题请再次出榜禁约，宪宗因而下旨：“西山一带累次禁约，如何还有掘取石的？恁再将先后旨意通行出榜，严加禁约。敢有违犯的，拿来究问，着实打八十，依拟发落。”
尽管禁令屡颁，效果却很不明显，违禁采伐已蔚成潮流。成化二十一年，工部尚书刘昭等题称：“西山密迩京城，国家千万年风气攸系，屡奉旨禁约，不许开凿。近年军民人等，往往投托内外势要，或开窑卖煤，或凿山取石。巡视者畏其声势，莫敢谁何。宜严加禁约，且差官勘视。如有开凿坑坎者，姑宥其罪，责令填平。或年久审无证佐，则量起火甲夫役填垫。敢有仍前不悛者，就将本犯枷项当地村市一月，发边卫充军。中间若有干碍应议及内外官员，一体奏闻区奏［处］，庶奸顽知惧。”宪宗再次下谕：“这应禁山场，累有榜例晓示，不许凿石取煤。如何内外势要人等，又敢故违？都察院便再出榜申明禁约，犯了的，枷号一个月，满日连当房家小押边卫充军。”
弘治、正德年间，朝廷也曾重申禁令，但其态度实际上逐渐松动。弘治十六年，吏科给事中吴世忠言：“近年西山冈陇坳突之间，或避土以建寺观，或穴地以取土石，以致泄气。乞相形势，毁寺观之所当毁，补窟穴之所当补。凡冈峦曲折磅礡之处，不得复取石凿坑，以伤来脉。”在西山掘地挖取土石，历来被视为违禁行为，但对于吴世忠的建议，孝宗却是“命姑置之”。到嘉靖年间，则逐渐取消了部分禁令。嘉靖六年，御史穆相言：“居庸关官军杂处，无樵苏［采］之所，而白羊口镇旧有煤窑可爨，近已封闭，宜令得开取。”兵、工二部赞同此议，世宗报可。已被封闭的煤窑，又被允许重开，显然预示了政策的转变。嘉靖八年，“军人童源讦中官张永造茔，犯天寿山龙脉”。直到嘉靖十年，都察院才提出处理意见：“查勘过太监秦德、张永、张忠坟墓，在瓮山广源间等处，俱系山陵来龙过脉及环拱处所，且奢丽逾制，俱宜改正。其余官民坟墓，不下数千，凡有奢侈僭分者，亦行改正。西山一带煤窑，俱应禁塞。”对于这三项建议，世宗只接受了前两项：“秦德等坟墓越礼奢侈，俱改正拆毁。其余官民坟墓，但有奢侈过分者，限三月以里一体改正；如与龙脉无干，并无造作奢僭者，仍旧不动。煤炭系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系紧关应禁处，听小民照旧生理。”
在此以前，朝廷对于西山上的采煤伐石行为，总是一律要求禁绝，尽管根本无法付诸实施。世宗却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只将“紧关”地方列为禁区，其他地方则允许开窑采煤。嘉靖十一年，“命都察院出榜禁约金山、玉泉、七冈山、红石山、瓮山、香峪山寨口，诸系陵京龙脉处所，毋得造坟建寺，伐石烧灰”。此谕具体列出了应禁地点，但只禁造坟建寺、伐石烧灰而未言采煤，看来对开窑采煤要比伐石烧灰更加宽松。自此以后，朝廷很少再发布相关禁令，西山煤业大兴，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当然，对于特别接近皇陵的地方，朝廷仍然禁止采掘。但当时朝政不修，法令废弛，禁令徒为虚设。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孙善继疏言“西山禁地，土豪公然开窑”，“请乞严敕申禁，不报”。当时王顺、陈暹等人“聚众于大宝山过街塔等处盗开煤窑，盖天寿龙脉红牌禁地”，法司拟遣戍，“奉旨发禁宛平，逾年，内官监擅出之，复使取煤，顺等仍向本处开挖”，西城御史苏惟霖疏请究治，未获批复。不惟如此，甚至就连皇帝也派人开设煤窑，勒收煤税，以分取煤业利润。
二、恃势谋利：京城权贵与西山煤窑
处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活跃于其他地域社会的乡绅或绅士，在北京却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对北京及周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与皇权具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勋臣、外戚、宦官等，其中外戚势力尤其引人注目。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权势资源”广泛“寻租”，不仅在京畿地区扩张庄田，还大肆占夺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各种经济资源。煤炭是京城民生必需品，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京城权贵自然不会放过，纷纷染指。开窑采煤，需要一定的先期投入，“其窑先出工本，雇觅人夫石匠，开砍成井，掏水日久，做出烧煤”。当地穷困小民，只能靠做挖煤苦工讨生，“产煤之地，其甘之掏窑，尽是凶徒丐儿，头顶灯盏，祼股出足，引手张臂，入于至险之地，气障山崩，皆所不免”。因此，只有赀财较厚的人家，才可能雇人开挖煤窑。京城权臣无不家赀富厚，自然有能力开挖煤窑。京城权贵染指煤业的另一种更加便利的方式，是接受投托。在他们扩张田产的过程中，这种方式曾被广泛使用。天顺二年，英宗曾发布敕谕：“近闻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中间，多有不遵礼法，有令家人于四外州县强占军民田土者，有起盖房屋者，［有］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者，或体访得出，必重罪不宥。其家人投托者，悉发边卫永远充军。”但朝廷从未依法惩治，勋戚派人强占或接受投托现象日益严重。弘治十二年，御史王献臣奏言：“近年有无籍之徒，将小民产业，捏作抛荒空闲，投献勋戚之家，或强夺私室，认为己业，或奏请公朝，改为庄田。”将投托手段从田土扩展到煤窑，应当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于那些有财力开窑但无权势自我保护的人来说，将煤窑投托于勋戚势要，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保护，避免因被查封而血本无归的命运；而对于勋戚势要来说，不必投入任何资金，就可以获得一定报酬，所以也乐于接受投托。
图为《古代挖煤图》，收录在林再生《煤港·鸡笼：基隆煤业史手记》第80页，此张图稿出自1637年的《天工开物》一书，描绘古人如何开采煤矿。[图源：cmsdb.culture.tw]
前文提到的张辅，是见于正史记载的第一个违禁采煤的勋戚。张辅之父张玉，原为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张氏父子俱从起兵。张玉战功卓著，后战殁，张辅嗣职，亦屡立功。除有军功外，张辅之妹还是朱棣的妃子，兼有外戚身份。朱棣登基后，追封张玉为荣国公，封张辅为信安伯。其他靖难功臣“言辅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亲故薄其赏”，后进封张辅为新城侯。因平定安南，又进封英国公。自此直到正统年间，张辅一直位居勋戚之首。这样一位朝廷重臣违禁采煤，皇帝自然难以依法处置，只能“特宥之”。而皇帝的宽纵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他权贵起而仿效。有些权贵甚至还向皇帝奏讨煤窑。除前揭成化元年王镇奏讨事例外，正德元年，“仁和大长公主奏孀居禄薄，五子成长，不能自给，请浑河大峪山煤窑四座，榷利养赡。工部奏系皇陵近地，天顺、成化间皆有禁约，恐伤风水，宜勿许，上是之”。这两例虽然都未得到允准，但显露了权贵视煤窑为利薮的心态。成化年间是颁布禁令最多的时期，适足说明违禁开窑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其中的主导力量就是勋戚等势要之家。成化十五年，宪宗颁布敕谕并立碑于万寿禅寺（即戒台寺），内云：“其界东玉［至］石山儿，西至罗堠岭，南至南山，北至车营儿。山林、田园、果树、土产，递年给办香火供献之用。近被无籍军民人等，牧放牛马，砍伐树株，作践山场，又有恃强势要，私开煤窑，挖通坛下，将说戒莲花石座并折难，殿积［基］渐拆动。”可知敢于私开煤窑者，都是有强可恃的势要。前揭工部尚书刘昭等人题本中，亦特地请求“中间若有干碍皇亲、内外官员，一体参奏拿问”。正德元年颁布的禁令，也特地点明“不许勋戚势要之家凿石取煤”，透露出勋戚是违禁开窑的重要力量。因为这些人身份特殊，位高势盛，以致“巡视地方人等，畏其声势，莫敢谁何”。朝廷禁令，遂成空文。
嘉靖二十年，在政坛上红极一时的翊国公郭勋下狱，其罪状之一，就是“于山西浑河一带陵寝龙脉所在取土开窑”。郭勋的先祖郭英，爵封武定侯，其妹为太祖宁妃，其子郭镇尚永嘉公主，有两女为辽、郢王妃，孙女则为仁宗贵妃，既是开国功臣，又是皇亲国戚。郭勋为郭英六世孙，正德三年袭爵。“大礼议”兴起后，郭勋揣知世宗心意，率先出面支持张璁，因此大得世宗爱幸，成为气焰熏天的重臣，进勋翊国公，加太师。郭勋既得势，乃大肆罔利害民，“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滥收无籍，擅用官刑，阻绝经商，暗损国课”。郭勋下狱论死，世宗屡令复勘，并暗示从宽议处，但廷臣皆对郭勋深恶痛绝，议罪越来越重，且无人为之请贷，不久瘐死狱中。世宗责法司淹系，刑部尚书、都御史等皆受到处罚，后又令郭勋子守乾嗣武定侯。如同宣德、正统年间的张辅一样，嘉靖前期的郭勋，亦为勋戚之首。他们都开设煤窑，足见这是一个利润丰厚、令人垂涎的行业。
染指煤业的京城权贵，有时还会发生利益争夺。崇祯年间，因家仆背主投献煤窑，就在勋戚之间引发了激烈讼争，涉及者包括以下五家：惠安伯张庆臻，其七世祖张升，为仁宗张皇后之兄，靖难中有功，正统五年封伯；阳武侯薛濂，其八世祖薛禄，在靖难之役中战功卓著，永乐十八年封侯；驸马都尉侯拱宸，尚穆宗女寿阳公主，自万历至崇祯年间，一直掌管宗人府事；驸马都尉刘有福，尚光宗女宁德公主；驸马都尉巩永固，尚光宗女乐安公主。五家之中，薛家为功臣，张家为功臣兼外戚，皆已历世久远；而侯、刘、巩三家，则皆为新外戚，与皇家关系比较密切。崇祯三年，“惠安伯张庆臻以煤窑二十六座，为其仆陈守训、于锋、孙阳等，投献驸马都尉侯拱宸、巩永固、刘有福三家，具疏进之御前，请敕监核收”。明代外戚势力高度依附于皇权，他们都是随着某位皇帝登基而骤然兴起，但随着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其势力和影响也相应下降。与明初外戚多为军功贵族不同，明代中叶以降的外戚，基本上都出自平民或下层官员，与皇家结姻后，首要目标就是快速积聚财富，就连旧外戚也往往成为其渔猎对象。当时投献风气盛行，旧外戚的奴仆们，为了保护或提升自己的地位，也不乏另投新主者。惠安伯张庆臻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不选择向三家驸马追讨而是上疏进献被占煤窑，恐怕是自揣无力与新外戚抗衡，试图引起皇帝的关注和同情，借助皇帝力量讨回煤窑。此事未见下文，大概是不了了之。
阳武侯薛濂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其仆将煤窑投献于驸马都尉巩永固之父巩灿。但薛濂没有像张庆臻那样退让，而是起而展开讼争。薛、巩两家分别上疏提出控告，为了加重对方罪责，还故意“牵累多人”，“一告强劫于京营”，“一告人命于东城”。事下刑部，经相关官员查勘，所谓强劫、人命皆属子虚乌有。但两家“坚持不服，哓哓角胜，且把持问官，累毙多命”。为了早日查清案情，崇祯三年七月，刑部疏请“严旨责令其实奏闻，下法司另审”。不久，薛濂上疏参劾巩永固“说谎欺君四罪”，遭到皇帝斥责：“勋戚健讼，大非法纪，前有旨严禁，何得渎陈求胜？法司一并勘议以闻。”崇祯四年正月，巩永固上言薛濂“以煤窑之故，令仆任尚智等杀岳大乾等三人，反以劫盗相诬”，皇帝亦以“既下法司，何得渎奏”责之。二月，刑部提出处理意见，“拟任尚智监候处决，马强边卫充军”，皇帝允准，“仍诫谕薛濂、巩永固守法循理，毋得玩视三尺”。到崇祯五年正月，巩永固或许感到理亏，进献煤窑六座，并上言：“向与阳武侯薛濂争忿之非，深自悔恨。”又谓：“此事皆起于家奴姜应鹏、杨九成背逆投献，挑祸起衅，致两臣结怨伤和，乞下法司提究正罪，庶臣等勋戚无嫌，复为欢昵，将不愧于寇、贾之懿迹矣。”皇帝谕曰：“两臣既能惩忿修睦，亦见恪慎，煤窑不必进。”案件的最终结果，只有奴仆受到惩处，薛濂和巩永固则皆安然无恙。
这一案件显示，西山煤窑早已成为京城权贵的利薮，新外戚兴起后，往往千方百计染指西山煤业。惠安伯家仆投献于三家驸马的煤窑，竟达26座，可以想见，京城权贵拥有的煤窑总数，肯定是相当多的。
三、与民争利：煤税的征收与官窑的增设
元朝时期，西山既有官营煤窑，也有民营煤窑。至元二十四年，置西山煤窑场，设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领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窑办课。元朝灭亡后，从前引《北平图经志书》的记载看，西山煤窑应当是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到永乐年间，朝廷禁止在西山伐石采煤，原有煤窑可能被迫关闭。只有斋堂村的水和炭（又称水火炭）窑，一直存留下来，隶属于工部。成化元年，内府兵仗局在呈递工部的揭帖中谈到：“永乐、宣德、正统年间，成造军器、火器，该水和炭等料，行移工部，将派办过直隶府州县，拨夫于山西斋堂厂运纳，庶得足用。”可知斋堂出产的水和炭，主要供官营手工作坊使用，并非百姓日用的生活燃料。
明代中叶，京西煤业日益兴旺，除卢沟河以西的煤窑外，西山及卢沟河以东的煤窑，都属于违禁开采。由于朝廷根本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不可能设官征税。但煤炭运进城内销售，则需要交纳相关税课，主要有两项：一是向运载工具征税。宣德四年，“令民间行使驴骡车，装载货物者，每辆纳钞二百贯，牛车五十贯”。正统六年，降低了纳钞数额，驴骡车每辆41贯，牛车每辆11贯；十二年，复降为驴骡车每辆20贯，牛车每辆8贯。煤炭当然也是货物，装载车辆肯定也要纳钞。但煤炭运输，有的不用车辆，而是用牲畜驮载。景泰三年，进一步将驴骡车、牛车的纳钞额降为8贯和4贯（单牛车2贯），同时又规定：“驮煤等项骡驴，每头各纳钞一贯。”二是直接抽分煤炭。弘治三年，因发生灾异，御史涂升上疏请定税法，内云：“国家夏秋二税、各色课程，未常过十一之制。今卢沟桥抽分客商木植板料，每五抽一，似乎太重。小民驮载石灰、煤砟、柴草等项货卖，一概抽分，纷纭骚扰，殆非美事。伏愿查照原定则例，量减一半，其余一切免税。”命所司议处以闻。据此可知，卢沟桥抽分局要对煤炭抽分，抽分比例当是1/5。除抽分比例过高外，还存在着重复征收的问题。当时煤炭入城，基本上都要经过卢沟桥，但在卢沟桥抽分后，其他抽分局往往再次抽取。嘉靖十年，世宗下令：“煤炭已经芦沟抽分者，通积等局不许重征。”十四年，又“令煤炭每十分取其一”，将税率降低了一半。二十四年，又令免除煤炭抽分。世宗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北京民生是有一定助益的。
明代除斋堂水和炭窑外，何时在其他地方增设了官窑，未见明确记载，但到万历初期，官窑已为数不少，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乾清宫在房山县拥有煤窑70余座。万历中期，帑藏空虚，于是神宗也利用皇权大肆敛财，把权力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神宗向外广派矿监税使。大概由于煤炭与京城民生关系甚大，神宗有所顾忌，当南城兵马、皇亲梁桂奏请广采煤利以助大工时，神宗下旨予以申斥：“煤乃民间日用之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倍增，京城家户怨嗟，何以安生？梁桂托言济工，计图霸占专夺，姑且不究。”但随着各地矿税监不断进呈金银，神宗的贪心日益炽烈，京西煤窑最终未能逃脱魔爪。万历三十年十月，内官监监官王朝题称：“监属马鞍山黄树园煤窑，久闭未开，本山居民马用力等，情愿自备工本，取炭供用”，并言可以“每年变价五千两，年终解进”。神宗立即下旨：“准开取以济工用。如有附近势豪侵霸违抗的，着指名参处究问。”并任命王朝为“督理煤窑内官监佥书”，俗称“西山煤监”。不久，王朝向内库进献白银三千两，神宗进一步授予其军政权力：“以后府卫首领、州县佐贰以下，都兵千把总等官，听你责委，如有疏虞，必罪不宥。”
王朝奏请的开窑地点，本来只有“内官监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一处”，且声称“自用工本做窑”，但王朝却“蔓将西山一带概行征扰”，“行牌宛平、良、涿等州县，拘集里老、总小甲等，将远近窑口，各取四至，造册开报”，甚至“插木牌，据见成民窑，一概吞霸”，甚至“拿人挪树，石打箭射，淫奸妇女，席卷家资，所带皆京营选锋，公行劫掠，家户受害”。窑民不堪苛索残虐，于万历三十一年正月相率进京请愿，“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同时，还有部分“窑户率众大变山口，截住煤驼，不放行走”。王朝一面行令宛平等县，要求派遣巡捕员役带兵前来保护自己，遣散拦截煤驼的窑民，一面恶人先告状，奏言“豪恶黄大京、王守宽、杨拐子、许近槐私开窑口，欺隐窑课，率领土棍殴打差役，阻挠违法等情”，神宗令将黄大京等逮捕究问。
内阁辅臣见事情危急，遂上疏言：“煤利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又至多，皆无赖之徒，穷困之辈。今一旦乱之至此，岂非言利者拥［壅］蔽圣聪，搜浚［朘］太细，不顾叵测之虞乎！此辈尚未知厂卫拿解之旨，辄已纷然究迫，若闻拿解，则其无聊激变之情，又当何如！”疏中还分析了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若一生心，京师必无宁居，四散流劫，三辅必无宁居。但只弃业而逃，无煤入城，京师千万人家，息烟绝炊，饥寒交迫，群起为乱者，亦不知多少，况加之以此辈乎？患在目睫，不待久远矣！”他们请求皇帝召回王朝，停止煤税，将黄大京等人放释复业。给事中白谕等也上疏弹劾王朝，神宗一概留中不报。奉命清点西山窑口的内官监太监陈永寿，亦奏请撤回煤监，神宗才“令王朝回监应役，其原管窑座，照上林苑监事例，征税解监进用”。
陈永寿奏请撤回煤监，是为了尽快平息事端，而并非要放弃西山煤利，所以同时建议“仍令民窑三则征收”，并奏称“会议已定，行委县官照数催征”。神宗当然允准。顺天府尹许弘纲上疏力争曰：“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并未会议，何忍横征？乞撤永寿，而并罢其法，信明旨而免及其余。”给事中白谕、工部尚书姚继可、顺天巡抚刘四科也纷纷上疏，力言“官窑宜封闭，民窑不可征”。对于这些官员的正义呼声，神宗一概置之不理。万历三十二年，“西山煤户百十成群，哀泣于长安门外，口称窑口尽为水所淹没，入地深二三里，无力陶挖，生意已绝，本县监追煤课，从何而出，叩天乞怜”，阁臣建议“量免课银二三个月，少苏其困”，神宗批准“水占窑口，免征课银二三个月”。户部尚书赵世卿疏言“税不少宽且煤自稀，而税自重，税愈重而煤愈稀，逐日价腾，较前三倍”，建议停止征收煤税，未允。到了次年，因矿税监在全国引发多起民变，连年出现异常天象，神宗才勉强下旨停止开矿。是年底，陈永寿进交秋冬二季煤课银3600余两，神宗谕曰：“昨已有旨停矿调税。念畿辅煤窑，系小民日用营生，除官窑煤炭，照旧内监开取供用，其余民窑税课，尽行停免，以昭朝廷优恤根本地方德意。”民窑税课虽免，但官窑依然开取，不免仍要骚扰害民。
此外，矿税大兴后，原已除免的煤炭过路税，也被税监擅自恢复，而且较前大为提高，加重了京城百姓的负担。万历三十一年，顺天府尹许弘纲指出：“先年煤进九门，每驼不过钱二文，今沿途抽税，费至十二文矣；先年街坊买煤，每百斤不过银九分，今煤价腾踊，渐至二钱上下矣。”万历三十七年，宛平知县刘曰淑疏言“宛民获卫神京，富户不可以商累，商人不可以税困”，谓“煤灰炭草诸税，取之不遗毫发”，请求“芦沟税务，力行蠲罢”，不报。万历四十二年，户科给事中姚宗文等疏论通湾税监张烨：“芦沟桥近京四十里，灰煤炭草，何零星如之。桥有税，口有税，门有税，何重叠如之。烨乃用祖制为名，妄渎宸听。夫《会典》所载，隆庆四年题准：‘驮运木柴炭草，俱免抽税。’烨何引称于皇上之前？烨之用意毒，为计巧，乞即赐撤回。”亦不报。
直到神宗去世，朝廷政策才出现较大转变。万历四十八年，熹宗即位诏宣布：“西山一带煤税，曾经奉旨撤税监，尚留黄树园、辘轳港、镜儿窑等窑，因委石厂代进煤炭，因而假借骚扰地方者，尽行撤免。原用煤炭无多，管官另行设处，毋得仍前私税，以扰贫民。”天启六年，因鼎建宫殿缺乏经费，御史田景新言：“芦沟桥竹木额供外，宜查祖制，原有五口子煤税，每岁解银万两。”熹宗谕令“其芦沟等五处煤税，准免征”。不久又传谕顺天府：“近京煤米担负与商客往来，已有明旨，不许抽税。今闻通州仍榜示收征，该府即作速禁止，不得朦胧故违，致扰商民。”
官窑的裁撤和煤税的蠲免，对于西山煤业发展和京城百姓生活，原本应当是有些益处的。但由于京城权贵恃势垄断煤炭销售，甚至利用东北战事吃紧、京城形势不稳之机“居积市利”，使煤炭的贩运者和购买者皆大受其害。这是“权力经济”体制下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当时无法解决的社会痼疾。
本文选自高寿仙《从禁地到利薮：权力经济下的明代西山煤炭开采》，《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总第197期），第197—203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全部脚注与参考文献，调整了部分文段的标点符号，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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