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8日，北京，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因病去世，终年83岁。儿子罗悠真整理遗物时，发现母亲工资卡里的余额只有85.46元。这个数字很刺眼：一位晚年月收入过万元的老干部，为什么没有留下积蓄？
答案并不在“不会理财”上。冯理达身边工作人员王庆莉曾回忆，每到月底，冯理达都会催她取工资，有时还会问：“工资怎么还没到账？”钱一到手，她往往取成现金，用于捐助、扶贫和帮助身边困难的人。
冯理达1925年出生于天津。她的父亲冯玉祥是著名爱国将领，母亲李德全则是一位受过教育、关心社会事务的女性。1923年，冯玉祥的原配刘德贞去世，留下五个年幼的孩子。后来，他与李德全结婚，李德全把继子女视如己出。
家庭环境对冯理达影响很深。冯玉祥不许孩子因为父亲的身份产生优越感，隐居泰山期间，还请教授给子女和随从授课。冯理达曾给警卫员洗袜子，也学会了开汽车。她接受正规教育后，几经辗转完成学业，始终没有因战乱荒废学习。
高中毕业时，父亲和老师都建议她报考医科。外祖母一次手术后不幸离世，更坚定了她从医的想法。她先进入重庆药学专科学校，后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抗战胜利后，冯玉祥赴美考察，冯理达一边在加州大学学习生物，一边担任父亲的秘书。
1948年，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让子女自行选择去留。冯理达没有留在美国。遗憾的是，归国途中，冯玉祥乘坐的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和女儿冯晓达遇难。冯理达回到国内后，1949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赴苏联深造。
在列宁格勒学习期间，她师从免疫学专家巴施尼教授，研究免疫学，并接触针灸等中国传统医学。1957年，列宁格勒白喉流行，冯理达参与相关防治工作，结合所学开展研究，受到苏联医学界关注。1958年毕业时，苏联方面曾希望她留下任教，她回答：“我是祖国派来的，要回国工作。”
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和传染病防治，曾多次带队前往重疫区，撰写论文，为相关防治工作提供参考。1973年，在周恩来夫妇关怀下，她调到海军总医院工作。报到第二天，冯理达便递交入党申请书。
这份申请并非一时冲动。早年在家中，她听父母谈论革命与救国，也曾接触周恩来、董必武等人。1949年留学苏联时，她就提出过入党申请，但当时留苏学生党支部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愿望未能实现。
到海军总医院后，她一年多内五次递交申请，工作也格外积极。1975年末，冯理达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读誓词后，她对介绍人说：“我终于入党了，26年的愿望实现了。”此后，她按时交纳党费，定期汇报思想，外出较久也会向组织作书面说明。
她的工作状态没有因年龄增长而改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50多岁的冯理达骑车赶到医院，协助转移病人。1998年抗洪，她主动要求参加医疗工作。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78岁的她仍吃住在办公室，整理大量资料，并自费复印，供医务人员参考。
钱也这样花掉了。张家口地震后，她与丈夫捐款1000元；一次到部队讲课，发现战士学习室的电脑缺少显示器，便拿出2000元。对方推辞时，她说：“就当老兵给小兵的节日礼物。”1998年洪灾、2005年印度洋海啸，她都曾捐款捐物。
山西大同一处贫困村收养了300多名残疾儿童，冯理达联合有关方面组织医疗队长期义诊，并在十年间捐款捐物。她还帮助癌症患者，协调解决抗癌乐园的办公场所。2006年生日，儿子想给她买礼物，她却买了两箱、共4000支圆珠笔，寄给西北贫困地区的孩子。
她对自己却极为节省。便装常是三四十元一件，一条毛裤缝补多年仍舍不得丢。组织配车后，她得知司机家中困难，便每月资助司机的哥哥读书，考上大学后又增加资助。多年下来，她用于救灾、扶贫和助学的款物累计达300多万元。
临终前，冯理达还叮嘱儿子：“我是党的女儿，去世后替我交一万元党费。”儿子办完这件事，卡里只剩下85.46元。她留下的四个木盒中，还保存着亲笔抄写的党章，内容来自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十六年间，她将手抄本复印后赠送给许多党员和基层党支部。
追悼会结束后，医院曾表示，母亲的专车可以暂时留给罗悠真使用。他没有接受，当天下午便把车交还医院。处理后事期间，他骑着母亲留下的自行车往返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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